方米，分成五六个区域，但是几乎随时到处都有梁先生在那儿。四百多个工人和十几个助理员，在他的领导之下，井然有序地工作着，像一部灵活的机器一般。晚间在油灯下，他有时和工作队助理员谈谈当天发掘中的新发现，有时查阅各人的田野记录簿，有时看着助理员们剔花骨等，整理当日出土品，有时和他们讨论新问题——因之时常深宵还未入睡。”

    抗战爆发后，梁思永与李济等组织全所同仁携带物资由长沙经桂林、越南海防迁往昆明，由于物价飞涨，入不敷出，一同随梁思永流亡到昆明的妻子李福曼，不得不在街道两边摆地摊变卖家中稀有的一点衣物艰难度日。据梁思永的外甥女吴荔明说：当梁思永一家从长沙撤往昆明绕道越南海防时曾稍事停留，5岁的女儿梁柏有在商店看见一个模仿美国当时红透世界的女童星设计的洋娃娃——秀兰·邓波儿，便在柜台前转来转去不肯离开，软缠硬泡让妈妈李福曼买下来。当时生活已极清苦，但梁氏夫妇实在不忍伤孩子的心，一咬牙买了下来。这个洋娃娃在昆明陪伴幼小的梁柏有度过了一段欢乐而难忘的时光，并于战时的西南之地给予她幼小心灵莫大慰藉。令人不忍追忆的是，1940年冬，当梁思永携家随史语所即将迁李庄时，家中生活实在困难，李福曼忍痛把女儿已爱抚了两年多的洋娃娃——可爱的秀兰·邓波儿，以18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位富商的女公子。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灾变”，年仅7岁的梁柏有大哭不止，在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久久难忘的伤痛。

    来到李庄后，梁思永开始着手撰写抗战前殷墟西北冈的发掘报告，并有“一气呵成”之志。这部报告自南京撤退长沙时即开始撰写，梁思永一有机会便出示标本，加以整理。在昆明时已将西北冈的全部出土古物都摩挲过一遍，写下要点，对报告的内容组织也有了大致轮廓，完成似乎指日可待。遗憾的是天不遂人愿，未过几个月，梁思永开始患病。1941年10月16日，梁思永给正在重庆出差的李济写信汇报三组的工作情况，顺便谈了自己的病况，信中说：

    一、技术员张曼西君试用期满，成绩不佳，已于上月底辞去。三组绘图员一席又虚悬。请兄就便在重庆招考。关于资格，弟意：学历不必限制；年岁在廿五岁左右或以下，年青一些好；能绘图兼摄影为上选；绘图以钢笔黑墨画为主（尤着重线条）；须能写生兼机械画。三组各报告大致都进行到绘制图版之阶段，此项技术人员之需要甚为急切；如研究所不能供应，工作只好让实君（按：指绘图员潘悫）一人慢慢做，何年何月做得完，就无法估计了。三组现积之绘图工作，非少数人短期内所能完成；这次招考，研究所如能取用二人更好。如用二人，其中至少一个须能兼摄影。

    二、西北冈器物之整理，本预定十月底完毕。今因上月廿二日、本月八至十日弟之胃病大发了四次，八日至十日几不能饮食，下山回家调养，耽误约半个月，完工之期又展迟至十一月中旬。器物整理完毕之后，即开始继续报告之编辑。报告中统计制表、编索引等机械工作，拟请研究所指派一专人协助。

    信中看出，此时梁思永尚能带病坚持工作，并为撰写殷墟西北冈发掘报告之事操劳不息。但随着冬季来临，梁思永肺病再度复发，且来势汹汹，发展迅速，梁氏自称是“闪击战”，极大地威胁到生命。正在这个生死存亡的节骨眼上，傅斯年由重庆赶往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