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　　斯年

    再白四月二十九日与早年和梁启超交往并友善的李济不同，傅斯年与梁家并无深交，他进北大求学以及留学海外再归国的那段岁月，梁启超的思想光芒已经暗淡，影响力显然大不如前，思想不但与时代脱节，且有倒退之嫌，再也没有当年万人景仰的盛况了。故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奉校长曹云祥之命聘请梁启超为导师时，曾发出过“儿时读《新民丛报》，即于梁任公先生倾佩甚至。梁先生之行事及文章恒大，影响我的思想精神”。又“及宓留学美国，新文化运动起后，宓始对梁先生失望，伤其步趋他人，未能为真正之领袖，然终尊佩梁先生为博大宏通富于热情之先辈”。傅斯年在给朱家骅的信中也曾明言“弟于任公，本不佩服”。但无论如何，梁任公对社会改良以及“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这就是说，梁启超思想光芒的余晖还是在吴宓、傅斯年这一代知识分子心中闪耀未绝，只是仅此而已。何况梁启超晚年竭力反对国民党的主张，并作为国民党的敌人，在演讲中公开骂过孙中山、蒋介石等人卑鄙下流，无论什么坏人，只要一入他的党，立刻变成了很好的好人。握权者向来都是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什么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成了俎上鱼肉等。如此怨慨与评价，搞得天下舆论汹汹，对国民党北伐与日后的统治极其不利。尚以士大夫阶层和“御史”自居的傅斯年，政治立场一直站在国民党政府一边，尽管他数次强调自己拥护政府，不是拥护既得利益集团，但与梁启超的是非观念自然有着根本区别。从梁思成与林徽因早期的交往圈子看，傅斯年偶有参与，如徐志摩乘机遇难之事，傅氏就曾与胡适等人一道参与了处理后事的讨论，但仍不能说是深交。当年北平以林徽因为主角的著名的“太太客厅”，也少有傅斯年出没的身影，这一缘由与傅氏本人有一多半时间在南方有关，但徐志摩也并不是全部生活在北方。却是“太太客厅”最为活跃的座上客。两相比较，可见傅与梁家交往之深浅。而今傅斯年之所以对思成、思永兄弟加上林徽因不遗余力地关心帮助，确如傅本人所言“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少！”梁思永来到史语所后，一直作为傅斯年的下级从事工作，其间亦无其他如俞大维、陈寅恪、傅斯年等三人关系转化成亲戚关系的枝节横生。傅、梁二人之交，如同一条直道的河流在苍茫大地上毫不喧嚣地汩汩流淌，此景也壮观，其情也绵绵，纯粹属于自然界的正常互动，整个脉络清澈明媚，没有半点污浊之气，真可谓应了古人那句名言——君子之交淡如水。

    当然，像这种四处求人，八方联络以取得款项的事，也只有傅斯年这样的“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和“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胡适语）才能做到——否则，仅就梁启超“曾为国民党之敌人”这道门槛就难以迈过去。因了傅的性格和在政学两界放射的巨大能量，在当时或之后，有不少学界和官场中人称傅斯年为典型的学霸或学阀。

    这虽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淫者见淫的事，但也多少反映了时人对傅为人处世的定位。按台湾学者王沉森的说法，在那样一个时代，要成为“学霸”或“学阀”，也不是容易做到的事，必须有学术以外的网络，绵密的政府关系，同时与仅有的一些基金会如中基会及中英庚款委员会，保持密切的关系，而傅斯年正好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在政府关系方面，傅与国民党的组织部长、教育部长朱家骅形同莫逆，而且共同具有在中国建立一个学术社会的理想。他与国民党内自由派官员关系密切，并最后得到蒋介石的尊重。在基金会方面，朱家骅是中英庚款的负责人，而与傅氏谊兼师友的胡适，则是中基会的负责人。不仅史语所的诸多经费——尤其是安阳发掘的庞大费用，能得到中基会的挹注，傅斯年实际上也常成为广大学者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