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观”的成分过重，“严肃而不可亲，气量狭窄小气与态度跋扈专横”“把持职位、学术资料”“师心自用，不善用人，排斥异己，唯我独尊”，外加老而不退，后继乏人，性格狷介，难免走上“恶恶而不能去，爱才而不能用（或不敢用），”的十字街头等等一连串“罪名”，也就不再是正常的学术批评与道德论述，而是像邓公小平所说的某些“不怀好意”的外国鬼子一样，完全是由咬文变成“咬人”，甚至如同得了病的小疯狗一样狂吠乱咬了。一位叫徐复观的学者曾痛斥“以胡适为衣食父母的少数两三人……豢养一两条小疯狗，专授以‘只咬无权无势的人’的心法，凡是无权无势的读书人，无不受到这条小疯狗的栽诬辱骂”。其间的“小疯狗”就是指四处咬文加咬人的李某人。

    就李济而言，他尝谓自己“宁犯天下之大不韪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这个“大不韪”他没有言明何所指，想来应包括强加在他头上的无奈之事与无耻之辞吧。尽管许多学界中人不一定像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毕业生许倬云那样“在李先生身上，我们看见了希腊精神和儒家修养的结合！”但从吴金鼎的身上，可以看出，作为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导师，李济对其至少是尽了自己最大心力来奖掖提携的，假如李济静夜独坐遐思，其“心”当是相“安”的吧。

    如果没有过硬的反证，可以说，若不是李济十几年来不间断的教诲与鼓励，天分并不出众的吴金鼎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绩是不可能的。或许正如李济之子李光谟所言：“李济一直把吴金鼎当作自己学术工作的接替者来看待。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所建立的一段师生情谊，亦驱使吴金鼎以李济为自己的终身学习的对象。不论是《山东人体质之研究》的完成；龙山城子崖遗址与黑陶文化的发现；《城子崖》发掘报告的撰写；安阳殷墟发掘的参与以至中国西南地区的考古调查工作，吴金鼎都是得到李济的支持和鼓励的。”事不避亲，其说应该算是公允和公道的。令人扼腕的是，由于吴金鼎英年早逝，失去了承接李济学术道统的机会。倒是另一位年轻的门生夏鼐步吴金鼎之后，继承了李济的学术衣钵与治学路数，并在十几年后的中国大陆创造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辉煌局面。

    据夏鼐后来对人说，当他刚刚走出清华园来到安阳殷墟之时，李济除自己与傅斯年共同担任导师外，还特意把他安排到当时最好的发掘现场——侯家庄西北冈殷墟第十一次发掘工地，交由“中国第一位专门考古学家”梁思永亲自带在身边栽培。这个时候学术界没有人特别留意年轻的夏鼐在安阳的实习和赴英留学对中国未来的考古学意味着什么，但此时的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几位名宿心中已十分清楚，以夏鼐出众的天分和才气，倘学成归国。无疑是接替李、梁二人挑起中国考古学发展重担的主要人选，因而在傅、李、梁等学术界大腕的眼里，夏鼐的渡海求学，关系到中国考古学的未来和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声望，其意义与一般留学生不可同义而喻，而后来的事实也对此作了确切的明证。

    可能傅斯年、李济对夏鼐寄予的希望过大和过于迫切，仅实习半年，傅、李二人就开始催促其远赴英伦。对于这一史实，夏鼐赴英后在给清华校长梅贻琦要求延长留学年限的信函中有所披露：

    生曾于［1934年］12月23日陈请学校拟再留国内预备一年，当时承批复，此事须得导师同意。生曾与导师李济之、傅孟真二先生商酌，二先生皆劝以早日出国为是（李先生于二十四年四月初旬，致函安阳，劝生能早日出国，还以早日出国为佳。傅先生则口头接洽）。盖以国内考古学之标本实物，皆极缺乏”……生有见于自己预备功力之不足及国内预备之困难，曾企图转习近代经济史，结果未能成功，只得贸然出国……在这种情形下，夏鼐怀揣李济写给自己的朋友、伦敦大学考古学教授叶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