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1年5月始，川康古迹考察团在彭山江口镇方圆百里的崎岖山区展开调查，至1942年12月，共探明崖墓墓址900余座。6月14日，考察团对江口附近崖墓开始大规模发掘。此后以江口为坐标，一直向西廷伸，发掘地点计有寂照庵、石龙沟、丁家坡、豆芽坊沟，李家沟，砦子山等处，共发掘汉代崖墓77座，砖墓2座，所发掘墓葬均有详细的勘测记录并绘制了精确的实测图。如曾昭燏后来撰写的《永元残墓清理报告》中，作了这样的描述：

    1941年6月12日，与吴金鼎君自寂照庵北行，往寨子山调查。于山之西向半腰上，见有近代石工所开之大缺口，其近处有一洞，盖一已开之崖墓。

    入其内，见墓室尚完好，惟石椁破片与泥土堆积不平。吴君忽于墓之尽头处左侧，发现一内室，室门外两侧石上，各有刻字一行。向内一行过暗，不能读。

    向洞口一行，有“永元十四年三月廿六日”字样。既已知墓之年代，当即决意全部加以清理。

    15日，再往访此墓，为内室门侧刻字二行作拓片。内室不见天光，甚暗，持灯入，见瓦棺残片及泥土堆积，于土中拾得残陶数十片而归。

    16日，率一工人往，将内室瓦棺碎片，堆于一处，室内泥土，全清理一遍，凡遗物皆为拾出。19日，清理外室左面石椁内之积土。20日，为内外二室作平面剖面各图，工作遂毕。据本地人言，四五年前，山下石工凿石修路，此墓遂开。然（英人）陶然士于1931年在《华西大学边疆杂志》上发表《四川西部崖墓与古代葬阜》一文，言在川所见之崖墓中，惟有一墓带刻字，可确知其年代，为永元十四年三月廿六日，但陶氏并未言此墓在何地。今吴君所发现之永元墓，与陶氏所见者年月相合，疑即为一也。

    从简短的文字可以看出，刚刚30岁出头的曾昭燏，此时已超越了中国传统金石学的范畴，完全按近代田野考古的科学方法进行操作，工作方法真正代表了当时英国乃至世界的先进水平，使田野考古学上的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得到进一步发展。由曾氏与吴氏等新一代考古学家的操作规程，可清楚地看到中国考古学在输入了西方科学理念之后，所发生的承前启后的重大转变。

    曾昭燏在报告中提及的陶然士，乃一英国传教士，1908年，这位陶然士（Rev。torranee）来到中国沿四川岷江流域作汉墓调查，曾到过彭山，后写成《四川西部崖墓与古代葬阜》一文，发表于上海《亚洲学会会志》第四十一卷，曾氏显然读过此文。

    事实上，四川省境内的崖墓自南宋起就有发现的记载，当地土著常在山区崖间发现洞穴，但并不认为是墓葬的一种，而称为“蛮洞”，也就是远古时代出没于草莽丛林中的野蛮人居住的洞穴。直到近代才被考察者证实为汉代人有意开凿的洞室墓，简称崖墓。20世纪初，当欧美学者、传教士、文化强盗，以各种名义纷纷拥向中亚和远东大陆进行古迹考察或劫掠之时，同敦煌藏经洞的命运一样，偏居西南一隅的彭山地区也引起了注意和重视。继英人陶然士之后，1914年，法国考古学家色伽兰（VictorSegaIen，1878—1919年）组织了一支考古队，在转遍了大半个中国后，又沿嘉陵江和岷江进行崖墓调查。这支考古队一度抵达岷江流域的江口，并在彭子浩一带发掘了大量崖墓。色伽兰本人有《中国西部考古记》行世，书中用诗一般的语言赞叹中国文物“精美绝伦，名冠天下”。同时又以欧洲中心主义和“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观点，武断地判定四川汉代崖墓的建筑形制来源于古波斯崖墓。1935年，色伽兰编写的《汉代墓葬艺术》一书出版行世。

    1933年，美国人葛维汉（D.C.Granam），在充当川南传教士和华西大学博物馆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