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树插座，现藏于南京博物院），首次证实佛教至少在东汉时期就传播到了中国。而崖墓建筑格局及墓内大量的随葬品，第一次以实物形式模拟再现了东汉四川地区的现实生活场景，表现出与中原地带的地域性差异。特别是大量仿木结构的石质建筑构件的发现，如编号为460号墓墓门斗拱；530号墓墓内石柱，皆向古建筑研究者提供了接近原大的汉代建筑构件资料和堪与同时期希腊建筑柱式相比肩的中国建筑标志性实物。吴金鼎等人从墓葬的技术源流等各方面分析，所得结论与当年法国人色伽兰完全相反——四川汉代崖墓确系本土文化的产物，与所谓的古波斯崖墓没有任何内在联系。——这一结论，再次对甚嚣尘上的“中国文化西来说”给予了颠覆性回击。

    历时一年半的彭山崖墓发掘，在资金短缺、生活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辉煌成果。正如夏鼐在回忆这段生活时所言：“那时候因为抗战正殷，经费困难，吴先生想以最少的费用，取得最大的收获，当时住在山中一个叫做寂照庵的和尚庙中。吴先生提倡节约，以身作则。不但早晨吃苞谷面做的粗馍馍，还要轮流推磨磨苞谷面。发掘蛮子洞，有时找不到工人，便几个人亲自动手。逢到休息日，还跑十几里路赶街子买吃的东西打牙祭。然而生活虽是清苦，大家精神上都很愉快。每日收工时，大家从崖墓中钻出来，弄得满身是泥。返工作站换衣服，一起传观着新获的罕见的古物，抚摩欣赏。有几天，吴先生患了脚气病，只好留守工作站，看见大家收工回来，一一慰劳。晚上，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大家围坐着一盏菜油灯，吴先生谈笑风生，时常说几句笑话，使大家哈哈大笑，打破了古庙中沉寂的空气。此情此景，恍惚犹昨。”

    1942年3月7日，彭山崖墓发掘工作结束。面对如此重大收获，作为发掘团团长的吴金鼎仍感意犹未尽，又率领人员移师牧马山再度展开调查发掘。与彭山崖墓不同，牧马山属于土坑墓或砖室墓类型。这类墓葬比崖墓要大得多，除拥有不同于崖墓的特色外，墓坑多未扰动，内藏器物极其丰富，具有极大的田野考古价值和收藏价值。

    面对如此丰厚的文化宝藏，吴金鼎显现了少有的大将之风和罕见的气魄，他在1942年9月由牧马十七保一位周姓人家寄给李济的信中说道：

    今春鼎在蓉参观华大及四川博物馆时，私立小小志愿，希于三年期内愿见中央博物院所有藏品在全国居首位，并使自己在汉代考古学上得有一知半解。自发现牧马山　 　 葬地后，此志益坚。近与乡珊（南按：后补队员赵青芳）兄仔细计议，拟于短期内多开几墓，冀天从人愿，在江水大退前获有特殊重要发现。又说“今特早日以所志愿求助于先生，愿在指引之下，趁留川机会，尽力代博物院搜集标本，并增长个人学识，为公为私，苟得如愿以偿，则感戴之忱，更将倍于往日矣！”

    胸中拥有如此气魄和宏愿，加上已发现的丰富地下遗物，在李庄大本营坐镇遥控指挥的李济，自然乐意设法筹集经费，使牧马山的发掘不至中断。吴金鼎等人得此支持与鼓励，不负所望，甩开膀子大干起来，很快发掘了大型墓葬7座，其中砖室墓2座，土坑墓5座，收获了大量的上等文物。

    1942年12月9日，严寒的冬天已经到来，岷江水位急速消退，吴金鼎等人尽管心有不甘，但鉴于运输所必需的水位尺度，不得不开始停工撤退。在吴金鼎的组织指挥下，发掘团内人员把出土的各类随葬品，所采集的石质建筑实物标本等，总量在20吨以上，分装三条大船从江口镇起程，顺岷江浩浩荡荡驶往李庄镇码头——抗战期间最大规模的一次田野考古发掘，以丰富的斩获宣告结束。

    就在彭山汉代崖墓发掘斩获甚丰，捷报频传，李济从亡女的阴影中得以摆脱，梁思永病情逐渐好转，众人准备挽起袖子在扬子江尽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