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当卢沟桥枪声响起时，陈寅恪作为清华大学历史、中文两系合聘教授，在讲授多门功课的同时，仍兼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历史组主任、研究员。在此之前的七八年间，陈氏在学术研究上著述颇丰，教学上业绩辉煌，深得中央研究院蔡元培、朱家骅、傅斯年以及清华大学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等双方大小主事者的赞誉和尊敬。1934年5月27日，傅斯年在致胡适信中特别提道，“若以寅恪事为例，则寅恪之职务，大事仍由其主持，小事则我代其办理。”又说：“且寅恪能在清华闭门，故文章源源而至（其文章数目在所中一切同仁之上）。”这一时期，根据清华大学规定，教授月薪最高以400元为限，所在学科有特殊贡献者，可超过此限，其人数不得超过全体教授总数的五分之一。陈寅恪属当之无愧的“特殊贡献者”，因而得以连年加薪，到1937年上半年，月薪已达480元，为清华教授中薪水最高者。一家人生活稳定，无忧无虑。最令陈寅恪得意的是，他的父亲三立老人得以从南京迁北平城内和儿孙辈家人经常见面，不再孤独。平时城内与清华园两方面家务都有仆人打理，省心省力，大事小事均可通过家中电话随时联络，真正过上了俗世中所说的幸福像花一样的美满生活。

    这一时期，与陈寅恪交往频繁、密切者有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吴宓、理学院院长叶企孙，以及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中文系教授朱自清等名流大腕。由于陈寅恪日记不幸在“文革”中散失，他的心境已不得而知，但从好友吴宓留下的几条日记可窥知清华园内的景象和教授们不同的侧影。1937年5月21日，吴宓日记云：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近始感树木繁荣，绿叶浩浩发明光，景物之美丽，　　 居处之清幽，皆足以适我之性，怡我之情。能端居自读佳书，即是真乐。……盖宓久为志业、道德、恋爱诸事所困，劳苦多年，不知享受。近顷始渐能超然，略获解脱，稍致心安意得之境界。苟能长如此，则恋爱婚姻问题，无论如何途径解决，皆能得所裨益而不足为累矣。

    如此怡性舒适的环境和心境，吴宓在整天思索着恋爱与女人相互关系与作用问题的过程中，与陈寅恪交往更趋频繁。沿着吴宓日记的轨迹延伸下去，可看到这样的场景：

    1937年5月24日晚上、6月3日晚上、11日上午和晚上、22日晚上、23日晚上，陈寅恪要么到吴宓住处闲谈，要么二人在户外西园散步，谈学论世兼及婚丧嫁娶，兴致盎然。6月25日晚，陈寅恪与吴宓双双来到清华园西园散步，观天上各色雨云及彩虹，夜归后，吴宓作《写怀》诗，以舒当晚得意快活之情怀。

    7月6日晚7时，陈寅恪与吴宓再次来到园中散步，后坐在体育馆后球场观晚霞，觉大自然之美妙，人生之苦短。忽陈寅恪心中若有所失，默坐了一会儿，又谈起时局变化，感日本之汹汹，叹中国之落后，不禁黯然神伤。第二天夜里，卢沟桥畔枪声响起。自此，西天的云霓霞光被腾起的炮火硝烟所笼罩。

    7月14日，吴宓在日记中记载道：“阅报，知战局危迫，大祸将临。今后或则（一）华北沦亡，身为奴辱。或则（二）战争破坏，玉石俱焚。要之，求如前此安乐静适丰舒高贵之生活，必不可得。我一生之盛时佳期，今已全毕。此期亦不可谓不长久，然初未得所享受，婚姻恋爱，事事违心，寂寞愤郁，痛苦已极。回计一生，宁非辜负？今后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无论若何结果，终留无穷之悔恨。更伤心者，即宓本为踔厉风发、慷慨勤勉之人。自1928年以来，以婚姻恋爱之失败，生活性欲之不满足，以致身心破毁，性行堕废。故当今国家大变，我亦软弱无力，不克振奋，不能为文天祥，顾亭林，且亦无力为吴梅村。盖才性志气已全漓灭矣！此为我最伤心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