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就要关门了！”在一旁就座的昆明警备区司令宋希濂见蒋梦麟哽咽不能语，接着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大意是说：“孔祥熙也确实有问题，但要通过合法手续揭发检举。这样停课搞学生运动对学校工作不利，对社会治安不利，对抗日战争不利，希望同学们冷静一下，不要再继续搞了。”经此一会，学潮的热情被消解，昆明各校的“讨孔”运动陆续收场。尽管此次行动没有引发更大规模的学潮，使“讨孔”运动形成全国各阶层波澜壮阔的局面，但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贪污腐化，倒行逆施，也算是抡了几棍子，给予迎头痛击。

    在重庆的蒋介石与孔氏家族并未因学潮暂时平息而弹冠相庆，喜形于色，当他们从C。C。头目、教育部长陈立夫处得知，西南联大学潮竟有三青团团员鼓动和参加时，甚为恼怒与惊恐，为防死灰复燃和发生更大的变故，蒋介石亲命黄埔系“十三太保”之一、原“别动总队”特务头子，时任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长的康泽飞赴昆明彻查此事。由于当时与蒋介石有隙的“云南王”龙云予以抵制，加上联大校方保护，以及西南联大教授陈雪屏等三青团骨干人员从中周旋，另有康泽本人与孔祥熙及其派系人员平时关系不睦等复杂的纠葛，康泽行前原打算逮捕学生的计划未能实施，只是对学生特别是参与“讨孔”的三青团成员集中起来训斥一通了事。1942年3月3日，随蒋介石从印度归国的宋美龄在云南大学讲演《访印归来及其他》，这位第一夫人对昆明学生的“讨孔”活动仍耿耿于怀，诡称洋狗乃飞机机师所带，箱笼等物资也不是孔家的财产，并以“我阿姐（宋蔼龄）是最怕狗的”等谎言为之辩护。此举正应了陈寅恪“狐狸狐搰摧亡国”的预言诗，入会师生非但不为其言所惑，反而从这位婆姨的狡辩与放浪姿态中，更加坚信孔氏家族与国民党政府崩溃垮掉的一天确是不远了。

    此次规模浩大的学生民主运动以倒孔游行揭开序幕，尽管很快归于沉寂，但它的潜流却一直在校园和民众之间涌动不息，成为日后声势浩大、席卷全国的学生运动正式登场的第一声惊雷。就陈寅恪而言，毕生从未直接参与现实的政治活动，此次却无意之中以自身的不幸遭遇成为“讨孔”活动的导火索之一。饶有意味的是，发生于国内这一场轰轰烈烈的行动，身陷孤岛的陈寅恪并不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