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哥哥随中山中学由北平迁到南京之后，每个星期六中午会带五六个同学回家。吃过晚饭，他们坐江南铁路的火车回板桥，哥哥在家住一晚。

    母亲在她自己的幸福中，觉得每个没有家的东北孩子都是她的孩子。在南迁之后、抗战八年之中，所有中山学生都是没家的孩子，差不多每个人都有凄楚的故事。

    张大非初到我家的时候，没有人注意他。他静静地坐着，很少说话，也不参加游戏。吃饭时，妈妈总叫他坐在她旁边，不断地给他夹菜。

    在这之前，我只知道爸爸要哥哥去找一位姓张的学生——他的父亲在满洲国成立之初是沈阳县警察局长，因接济且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同志，被日本人在广场上浇油漆烧死。

    哥哥终于在同学中找到了他。他比我哥哥大三岁，除了打篮球，不参加任何课外活动，也很少与人说话。透过那一年毕业和他一起打球的撑竿跳国手符保卢〈是那时女生的偶像〉知道他的身世，哥哥才找到他。

    那一年过年除夕，他们留在学校，全校包饺子过年。初二下午，张大非与哥哥回我家。当天外面开始下雪，很冷，屋子里生了火，饭后坐在壁炉边，妈妈问他离开家乡的情况。

    他说他父亲被烧死之后，在日本人追杀之前，一家八口四散逃亡；他与一个弟弟、妹妹连夜逃往营口投奔姑姑，进了一所教会办的中学，每天早上学校有早祷会，由“主祷文”开始：“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求主赐给我们……。”在这里他可以尽情求告一个父亲的保护和爱，于是他信奉了基督教。

    第二年满洲国成立，日本推行皇民化教育，他已十五岁，一个人进关，到北平投奔叔叔。失学了一年，叔叔家也不适久住。那时在北平、天津街上流落的东北青年很多，冬天街旁常有冻饿路倒。

    有一天，他在极端困顿中在报国寺旁游荡，看到院子里搭了几个帐篷，庙门上贴着“国立中山中学”招收东北流亡学生的布告。他考取了初三，入学后全体学生食宿一切公费，从此有了安身之所。

    学校功课水平很高，原以为自己有了前途，谁知过了两年，华北在日本由满洲国进逼之下已风雨飘摇，渐渐岌岌可危，中山中学被迫南迁。离开北平时，只能辗转告诉在家乡却已无家可言的母亲，将随学校南迁，到了南京板桥却始终得不到母亲的消息……。

    我永远记得那个寒冷的晚上，我看到他用一个十八岁男子的一切自尊忍住号啕，在我家温暖的火炉前，叙述家破人亡的故事——和几年前有个小男孩告诉我他爸爸的头挂在城门上一样悲惨。

    窗外，妈妈种的几棵小树在风雪中摇晃，弯得近于折断。自此，我深深地记住他的名字——逃到营口后，他把原来父母取的吉祥名字“张乃昌”改为“张大非”。

    从此，每个星期六午后，我会在哥哥那群喧闹的同学中，期待他那忧郁温和的笑容。他最喜欢带我那三岁的大妹妹到院子里玩，有时帮妈妈抱襁褓中的二妹，偶尔会到我常坐的椅子旁看我新买的书。有一次，他带来他自己的那本小小的、镶了金边的圣经给妈妈和我看，说这是离家后唯一的依靠。当时我虽不懂，但多年后我明白，为什么在他淡淡的落寞中有一种和平、宁静，我似乎又找到了一本深奥待解的书，很有吸引力，可是他又随身带走了。

    那一年初春，中山中学大门外面盖了一些小平房，很小的木架泥墙小房子。妈妈每星期去住四五天，因为她又怀孕了，很喜欢再过一过乡村生活，每天可以种些菜。此外，另几家东北出来的老师家眷，更能慰解她的真正乡愁。

    我每周末也会去板桥，可以满山遍野跑一跑，好似回到六岁前的童年。张大非常常来，他最喜欢抱我那两个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