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时，我敢于主编学校的女中墙报并且动手用毛笔挥写一部份版面（我那清晰生硬的印刷体和后来教书写黑板的英文板书使我终身写不出潇洒的字），后来在辩论会上有凭有据地驳倒对方赢得胜利，主要是我有来自《时与潮》杂志社的最新资料，甚至有许多是英文原文、世界权威的著作。

    《时与潮》是一九三八年由京沪撤退到汉口后，困坐愁城，几位东北知识青年请我父亲担任社长并筹钱办一本专门介绍国际现况的杂志，使人民知道外面世界的情势，出刊之后相当成功。一九三九年撤退到重庆不久，印刷厂所在的那条街被炸毁，父亲找到一部旧机器。搬到沙坪坝外成立印刷厂、编辑部，从此安定出刊。

    战时重庆真可说是人文荟萃的中心，除了政府人员，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学生，用各种方式来到重庆，不仅为了不愿作侵略者的顺民，还要前来贡献自己的力量，参加长期抗战。

    《时与潮》在汉口出刊不久即建立声誉，到重庆后增加编辑人手就顺利多了。最早的工作人员多是国内名校外文系的高材生，当时已有写作经验的刘圣斌、邓莲溪等先生由东北协会推荐而来（东北与华北沦陷以后，我父亲的工作由组织地下武装抗日转为文化与教育工作），加入阵容。到了沙坪坝，因地利之便，聘请中央大学教授贾午（立南）先生为总编辑，编译人员大多数由中大、重庆大学的教授兼任。四、五年后又公开招聘了许多译写好手，其中最年轻的编辑如吴奚真、何欣、汪燊定等。他们来台后在文学教育、经济方面都很有贡献，《时与潮》是他们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后来，汪先生被中美合作善后救济总署派来台湾，我一九四七年来台大，他常在周末借吉普车带何欣先生与我去台北近郊游访名胜。他们回忆在《时与潮》工作时的挑战、抗日生活的苦乐，以及战后国内外种种变迁，话题源源不绝，数十年后仍常聚谈，趣味无穷。

    当年为争取二次大战最新资料。《时与潮》派出刘圣斌先生驻在伦敦，邓莲溪先生驻华盛顿。负责搜集、阅读每日报纸（与《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都有中译版权）和最新杂志、书刊，将重要适用的剪报、论述篇章加上大事分析寄往印度，由驻印度特派员沈旭宇交航空班机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 ——战时，英美援华军用与生活物资皆由印度转往重庆，张大飞飞行初期常被派往印度将美援飞机开回中国云南和四川，大约七天可到重庆。编辑部收到后，立刻日夜赶工中译，让《时与潮》的文章一直能保持半月刊的新知要求与时效性。

    在那个时代，那样遥远的内陆山城，《时与潮》是很受欢迎的刊物，政府与民间都很重视，几乎每次出刊立即销售一空。许多人说那是水深火热的战线后面的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外面的世界。美国参战前后，半月刊经常加印四、五次，机器都热得烫手。《时与潮》选材之精准，译笔流畅，立论之高，在那时很少有刊物能与之竞争的。

    《时与潮》办公室离我家不远，大约五十公尺，中间隔着大片水田，从家里可以看到办公室的灯光。每期出刊前，父亲为了熬夜看稿干脆睡在办公室，只要是父亲在那儿，我母亲就会看那灯光，灯光没熄，母亲也不睡觉。对他们这一辈的人来讲，这表示感情吧!我记得那灯光总是到凌晨一、两点才熄。

    每星期六下午三点半我奔出校门，走过镇上唯一的大街，右首一条小径引向那幢小小的白色房子，我总是先到编辑部看看爸爸有没有在里面。他周末两天由重庆城里回家，会先到社里看新到的资料和译稿，开会，定下一期篇目。我由沙坪坝经过时，一定会买一大包花生，到爸爸小小的社长室里，坐在他连夜看稿时睡的单人床上剥花生吃（他桌上有稿子，不许我们碰）。如果他不在，我就剥出一大把最好的花生，放在一个土烧小瓦钵留给他。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