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南开学长带领，我在一年级下学期参加了珞珈团契。

    由重庆去乐山的江轮停在宜宾的那一夜，我们在冯家碌家遇见了基督教传教会内地会陈牧师的儿子陈仁宽。他在武大读法律系四年级，第二天与我们同船去乐山。他不漂亮，也不太高大，但是有一种青年人身上看不到的俊逸、自信，在众人之中十分挺拔出众。大约有人告诉他，我从上船哭到宜宾。他就以传教者的态度坐到我旁边对我说了一些安慰的话。说他去重庆念南开的时候多么想念宜宾的家。我将随身提包中的《圣经》给他看，不知他那时说了什么话，使我又眩然欲泪地告诉他，我不仅十份想家，也十分掂念送我《圣经》的人，他正日夜在空中逐敌作战……。世界上大约确有一些缘份，使你在第一次相遇即敢于倾诉心中最深的感觉。

    学校开学之后，他介绍我给珞珈团契的顾问，武大理学院长桂质廷先生。带我参加了团契，使我经常获得温暖的照顾。在校四年之间，我在每年例行的庆祝圣诞演出“耶稣诞生”哑剧中。被指定演玛利亚。契友说我瘦瘦高高，有一种忧郁的神情，所以适合此角。

    陈仁宽在毕业之前一年，除了在团契聚会之外，从末到女生宿舍找我，始终维持一种保护者的兄长态度，毕业后立即去欧洲留学，常写长信给我。信中鼓励我成熟地融入真正的大学生活，常说些读书、思考之事，欧洲和中国一样在翻天覆地的激战分裂之中，他也有深于年龄的观照。多年后他回到共党中国。全断了音讯，大约十年前校友通讯《珞珈》有杨静远的文章。说一九八0年间与已改名为公绰的陈仁宽小聚，他在对外翻译公司和外交学院工作，想来应是顺遂吧。

    那一年间，我内心生活的重心集中在与南开同学的通信上，从不同的学校写来不同的活法。共同之点当然是怀念沙坪坝。

    在我踏进女生宿舍，向门房老姚报到的时候，他看了我的名字，从左边一个柜格取出一封信给我，说，“人还没来，信就先到。”然后看了我两眼，好似作了特殊登记。信封上的字迹是张大飞的，寄信地址是云南蒙自一个军邮的号码。同样浅蓝的航空信篓，多了一种新的，浓密又压抑的牵挂，不言相思，却尽是精思。他掂念我的长江航程，掂念我离家后的生活，“你作了大学生是什么样子呢？寄上我移防后的新通讯处，等你到了乐山来信，每天升空、落地，等你的信。”据我多年的了解，他所说的“落地”，就是作战平安归来的意思。

    他的信几乎全是在备战室里写的，在褥热潮湿的云南边睡之处，面对着抢工修复的飞虎队跑道，一个身经百战的二十五岁青年，用一贯写家书的心情，安慰着一个十九岁的想家女孩，不要哭哭啼啼的，在今日烽火连天的中国，能读大学，是光明前途的开始。

    每个星期一下午由文庙回来，老姚都笑吟吟地给我一封寄自云南的信，浅蓝的纸上除了想念，更多是鼓励。也寄来一些照片，全副武装和漆着鲨鱼嘴的战斗机的合照:三个精神奕奕充满自信的漂亮人物，起飞前在机舱里的照片。很难令人联想“生命是死亡唇边的笑”。飞虎队在那些年是传奇性的英雄，陈纳德说，“昆明的中国人，怎么会从P-40飞机头上的鲨鱼徽得出飞虎这个名字的，我永远也闹不清。”美国参战后，飞虎正式改编为中美空军混合大队。

    他收到我那些苍白贫乏的信，大约也无话可说，和我一样共同怀念起南开中学的诗词课了。每次升空作战，风从耳边吹过，云在四围翻腾，全神凝聚，处处是敌机的声息，心中别无他想。但是，一切拚过，落地回来，一切的牵挂也立刻回来。营地有三天前的旧报，战争陷入苦战阶段，川西离战场远，什么消息都没有。他说，“我无法飞到大佛脚下三江交汇的山城看你，但是，我多么爱你，多么想你！”

    连续两周末接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