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工作人员和家眷住了大半房间，给爸爸留了三间。渐渐有许多当年地下抗日的同志，到上海来也住在里面，人气旺盛，每天进进出出，无数多年睽隔的老友重逢，说不尽别后的惊险历练……。

    我在上海住了一星期就去北平与母亲相聚，爸爸希望我在北平找个工作，也帮忙照顾家庭。在那时，似乎也是我唯一合理的路。

    我大学毕业回到北平，对于我母亲是一大安慰“在她心中。我长大了，可以自立了，而且也成了她可以商量心事的女儿。”

    她回到北平一年，似乎所有的“还乡梦”都幻灭了。东北家乡的剿共战争打得激烈，两军在长春四平街四出四进，真正在血战。许多在满洲国那十四年中忍气吞声作“顺民”的人，也往关里逃难。我家在北平大羊宜宾胡同的家成为亲友投奔的目标，所有的房间都住满了人，每顿饭开两桌，有时还开第二轮。两位姑姑家十口，我家四口。三位堂兄弟（振庸、振飞、振烈），两位表兄和家乡新来的乡亲。那时物价已经不断涨高，我们餐桌上的菜已只能有三、四种大锅菜，茄子炖土豆、白菜炖豆腐加肉块，量多就不是小锅精致的好菜了，姑姑的孩子和我两个妹妹都是十四、五岁到十岁左右，正在成长又不懂人间疾苦的年纪。

    爸爸每月寄来的钱都跟不上物价波动，我母亲的角色就很难演了。她趁我回去，就跟因公回东北的父亲走了一趟东北。而且冒险一个人回了她的娘家新台子给姥爷、姥娘、三位舅舅上坟，住了几天。在那段时期我帮两位姑姑买菜，应付开门七件事，才知道开销之大，我父亲每月定时汇来的钱已不敷支出。

    北平城里谣言四起，津浦路常常被挖了路基或起了战事而不通。我母亲从家乡回到北平，万分忧愁。她连可以变卖的首饰都没有，当年陪嫁的首饰和多年节俭存下不过数千元银洋，都在抗战末期被银行奉命换成当时货币，后来只够买一匹阴丹士林布。津浦路若断了，飞机票更别想买得到，爸爸那时在京沪工作，她一个人带两个小女孩如何生存？更何况还有两个姑姑的十口人?夜晚我睡在她房里临时搭的床上，听见她一直在翻身、叹气，我就说，“妈，你不要叹气好不好，我都睡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