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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新天新地——友情
来台校友近况。他们三人同届,是在乐山毕业的最后一届,又都是最早来台湾的技术行政人员。所以共同话题很多,对我这不知世事的文艺青年都有些识途老马的架势。我们在台湾相聚整整五十年,他们对我的这种保护心理始终未变。

    这时是寒假了,我自除夕在街角看到那家人吃年夜饭的情景,心中就盘旋着回家的念头。先回上海,也许妈妈终会和爸爸再回南京重建我们自己的家,我也可以安定下来找一个工作。所以我就丢航空公司用回程票订了一个一周后的机位。回到青田街,马叔叔说,“台大给你发一年的助教聘书,你才来了一学期就走,学校不易找到人,外文系一共不到十个人,你应该做到暑假再说才好交代。”俊贤也说,“你还没看到台湾是什么样子就走,太可惜了。”过了两天,罗裕昌和谭仲平也到马家,说了许多挽留的话。

    我正在犹豫难决的时候,到马家来拜年清谈的郭廷以教授(台大历史系任教,后转中央研究院创办近代史研究所)是我父亲朋友,劝我留下帮外文系整理那些散满两室的书,自己也可以静下心看看书。他说,“现在大陆情况相当混乱,北方尤其动荡不安,各大学都仍在复员过程,你到那里也读不了书。”郭伯伯正好要退掉台大温州街的一间单身宿舍,搬到家眷宿舍。他去和总务处说,把那间宿舍拨给我住,可以安定下来,走路上学也很近。

    在这样多的规劝声中。我去退了机位,准备搬到单身宿舍去。

    那时台大和许多公务机构一样,仍在“接收”过程。我收到那张毛笔写在宣纸上的是“临时聘书”,今日大约有一点“文献”价值。人事和校产也尚未有明文规章,所以我以一个助教身份,可以正式接住一位教授的单身宿舍。我原曾申请一间单身宿舍,是台大刚刚在榴公圳旁空地用水泥盖的一幢军营式平房,一溜八间,但当时均已住满。经济系的助教华严,中文系的裴溥言和廖蔚卿也住在那里。

    搬去温州街宿舍那早晨,俊贤来帮忙。实际上我并没有什么可搬的,仍只是一个小皮箱,前两天在荣盯买了一床棉被和枕头,还有刚来时在骑楼下,日本人跪在那里摆的地摊上买的一个一尺高的小梳妆箱,有一面镜子和两、三个抽屉,像份家家酒用的衣柜,可以放一些小对象。秀桑帮我用洋车拉了送去。以前郭伯伯住在里面,所以我并没有去看过,第一次看到没有桌椅和床的日本屋子(马家有床和一切家具),真是忧愁。

    早上俊贤来的时候,罗裕昌也与她同来。他看了那房间一下,和俊贤说了几句话就走了,说他等一下再来。在中午之前,他又来了,带来一床厚重的日式榻榻米用褥子,一把水壶,一个暖水瓶,两个杯子和一个搪瓷脸盆。并且在小小的公用厨房给我烧了第一壶开水,灌在暖瓶里。这些东西我从来没有买过,也没想到它们是生活的基本要件。

    中午,戈家请我们午餐。我出去买了一些必需品,晚餐回马叔叔家吃饭,俊贤和贻烈送我回温州街。他们走后,从屋外走廊的落地窗往院里看,假山和沿墙的大树只见森森暗影。第一次睡在榻榻米上,听窗外树间风声,长夜漫漫真不知置身何处。那时期的我,对里上仗的来临又恢复在西山疗养时的恐惧。我住那间在最右端,大约有八坪,外面还有单独的走廊,与别的房间有些距离,白天也很少看到人走动。直到两个月后,邻近那间住进了一对助教夭妇,夜半他们家的婴儿哭声,成了我每夜期待的甜美人间讯息…

    过了几天,罗裕昌与另外两位同学来看我,他带来一个木盒的自制收音机,他们说他现在是台北朋友圈中有名的修收音机专家。他说,在校时电机系公电力、电讯两组,他主修电讯,所以来台湾前考取经济部技术人员的交通部门。分发志愿填的是铁路,因为在四川时受到外省同学嘲笑没有见过火车,决心从事铁路通讯的工作,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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