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所有的幸福时光都似不长久。编译馆第二年，我那运指如飞的打字机上，拥有唱歌心情的日子就骤然停止了。

    原任教科书组主任黄发策因病辞职，而业务不能一日停顿。教科书组不仅须负责中小学所有各科教科书的编、写、印刷、发行，还有一把“政治正确”的尚方宝剑祭在头顶。王馆长令我先去兼任，以便业务照常进行，他努力寻找合适的人。于是，我勉为其难兼任教科书组主任之职。

    那时所有教科书都只有部定本一种，一九六八年，蒋中正总统下手令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由国立编译馆先编暂定本教材，一九七二年正式编印部定本，这一年也就是我随着王馆长走进舟山路那座门的时候。

    全国万所国民中学要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因此教育部明智决定:教科书有三年暂用本的缓冲。缓冲期间，教学的实际建议和民间舆论的具体反应，都是编部定本最有帮助的根据。我们接任之初，国立编译馆是舆论最大的箭靶，样样都不对，最不对的是教科书，编、写、印刷、发行。全有弊病，恶骂国文教科书更是报章大小专栏文章的最爱，从“愚民误导”到“动摇国本”，从种种文字讨伐到立法院质询，馆里有专人搜集，一周就贴满一目册。

    我们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国民中学的第一套部定本国文教科书，它几乎是众目所视、众手所指的焦点。三年来，社会舆论对已编国中三年六册的暂定本有许多不满的指责和批评。表面上都只说选文不当、程度不对，也有稍坦白的说。学生没有兴趣。究竟哪些课不当、不对?为什么没有兴趣?没有人具体地指出，只是转弯抹角继续呼吁:救救孩子!给他们读书的快乐!培养他们自由活泼的人格……这些批评没有一个人敢直截明白地说：暂用本的教材太多党、政、军文章。即使有人敢写，也没有报纸杂志敢登。

    我到国立编译馆之前，对自己的工作已做了一些研究。台中的教育界朋友很多，那才是真正的“民间”。国民中学的各科编审委员会全是新设，可聘请切合时代精神的专家学者，而不似过去只以声望地位作考虑。在这方面，王馆长和我在大学校园多年，应已有足够的认识和判断能力。我的工作之一就是掌理人文社会各科的编写计画。既被迫兼掌教科书组，又须负责计划的执行，包括各科编审委员会的组成，编书内容的审定。在一九七二年，那并不只是“学术判断”的工作，也是“政治判断”的工作。

    我第一件事是仔细研究，分析暂定本国文的内容编排。每学期一册，各选二十篇课文。翻开暂定本第一册篇目表，前面两课是蒋中正《国民中学联合开学典礼训词》和孙文《立志做大事》，接续就是《孔子与弟子言志》、《孔子与教师节）、《民元的双十节》、《辛亥武昌起义的轶闻）、《示荷兰守将书》、《庆祝台湾光复节》、《国父的幼年时代》、《革命运动之开始》。政治色彩之浓厚令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更何况十二、三岁的国一学生!

    是什么样的一群“学者”，用什么样“政治正确”的心理编出这样的国文教科书？这时我明白，我所面临的革新挑战是多么强烈巨大了。但是走到这一步，已无路可退，只有向前迎战。

    第一件事是组成一个全新的编审委员会，最重要的是聘请一位资望深、有骨气、有担当的学者担任主任委员。不仅要导正教科书的应有水平，还需挡得住旧势力可能的种种攻击，编出符合义务教育理想的国文课本。我心目中的第一人选是台大中文系系主任屈万里先生（一九0七~一九七九年）。

    屈先生字翼鹏，是国际知名的汉学家，从普林斯顿大学讲学返台，担任中央图书馆馆长，其后转任台大中文系系主任，不久又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而后膺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学术声望很高。

    这时我在台大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