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是台湾第一位中国文学博士，他说：“我选的是清代戏剧，并不是我的作品。”攻击者说:“剧本那么多，你为什么偏要选一课？”周教授差一点进了我们称之为“保安大饭店”的警备总部。

    我刚组织国中国文编审委员会时，从不同的来源听到这件事，提醒我水中暗礁之多，听说原任馆长就是因此而退休。我的处境，若非亲历，很难预测。一位资深馆员张杰人先生，曾在东北协会任职。看过童年多病又爱哭的我，知道我进馆工作，间我:“你来这种地方做什么?”后来我让他吃惊的是，在进入“那种地方”之前，我已然历经人生波涛，不再哭泣了。

    第一个不能哭的经验，是国中国文一、二册初拟篇目提交编审委员会讨论不久，馆长交给我一份教育部的公文，命我们答复林尹委员的信。他指责我们新编国文的方向堪忧，忽略了国家民族意识，选文有幼稚的新诗和翻译报导文章，不登大雅之堂等等，馆长让我先去拜望林教授当面解释。我在约定时间到他家，进了客厅，他既不请我坐，也不寒暄，来势汹汹训斥新编篇目内容悖离教育方针。譬如杨唤的新诗。说月亮升起来像一枚银币，简直离谱，教小孩子看到月亮就想到钱;哪段不好选，偏偏选猴子偷桃子：沈复《儿时记趣》有什么教育价值?我刚辩说了两句，他似乎更生气，说:“你们这是新人行新政了，我看连大陆的课本都比你们编得好!”说着说着，从内室拿出一本中共的初中国文给我看。我不知为何突然福至心灵说:“那么请您把这本书借给我，我带去给执笔小组作个参考，说是您的建议。”他突然觉得，我这个外文系的女子，敢来接这件工作，想必不简单，如今他对我夸奖“共匪”的教科书，倒是有了麻烦，如果我认真，他就有可能进“保安大饭店”。于是他请我坐下，用现代警员温和的口气问我哪里人?跟什么人来台湾?结了婚没有？丈夫做什么？i三个儿子读什么学校？然后问我，你父亲做什么?什么大名？我只好回答我父亲的名字和职业，谁知他竟说:“你怎么不早说!我和齐委员兄弟一样!”然后他向内室喊道:“倒一杯茶来，倒好茶！”

    我原以为许多故事是虚构的戏诧，没想到在现实里确实真有。

    二00三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国时报》有一篇报导。标题是“老教科书总复习，网络正发烧”，许多网友在网络上回味中学时代琅琅上口的文章，如朱自清《匆匆》:“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他们也记得《木兰诗），尤其以白居易《慈乌夜啼）获得最热烈的讨入而。

    还有一篇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孤雁》也选人课本。沙洲上一只孤雁，为一对对交颈而眠的雁儿守更。芦丛后火光一闪一闪，孤雁立即引吭呼叫，睡梦中惊醒的雁儿发现无事，以为孤雁故意撒谎，如是两回。第三次，猎人拿着香炬轰立眼前，孤雁飞到空中，拚命的叫唤，疯狂的回旋，但酣睡的雁儿毫不理会。眼睁睁看着猎人伸出残酷的手，将一只只熟睡的雁儿放进了网罗。从此，孤雁多了起来。

    二十余年之后，柯庆明（一篇序文，二十年岁月  齐邦媛老师在编译馆的日子），提到他多年后阅台大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作文卷，题目是“影响我最深的一篇文章”。许多人写的竟然是《孤雁》，让他感动莫名。

    屈指算来，当年读这套新编国文的读者，现在也已是四、五十岁的人了，许多人大约还记得阅读这些作品的喜悦吧!

    住在丽水街三十多年，我把这第一版六册国中国文教科书和英文本《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两厚册，放在书架最尊贵的地方，抬头即见。国中国文的封面，是我去求台静农老师题写的。当时台老师竟然亲自穿过台大校园送到我办公室来，令我惊喜得连怎么谢都说不明白了。记得台老师说了一句勉励的话：“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