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故国招魂》文中想用这副挽联来象征钱先生的最终极也是最后的关怀。“未学斋”是以前钱先生书房之名，是他苦学自修的心情，素书楼“今天已不复存在了。”这大概是余先生以国际史学家的身外，厚道的说法。钱先生自十六岁（一九一0年）读到梁启超《中国前途乏希望与国民责任》，深深为梁氏历史论证所吸引，一生研究历史，希望更深入她找寻中国不会亡的根据。他希望国家社会能在安定中求进步，而不是悍于求变，以戾气损伤文化。余英时说:“钱先生无疑是带着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世界的，然而他并没有绝望……他所追求的从来不是中国旧魂原封不动地还阳，而是旧魂引生新魂。今天已有更多的人会同意这个看法。”

    我初见钱先生的时候，已是他的红叶阶段，深秋季节，思考的叶片已由绿色转为一种祥和的绮烂，再几番风雨，即将落了。他八十岁生辰南游，在梨山武陵农场写成《八十忆双亲》一文:“此乃常萦余一生之怀想中者。亦可谓余生命中最有意义价值之所在。”此文后与《师友杂忆》合集，充满了家人、友情温暖的回忆，也充满了他那一代文人在乱世，颠沛聚散的感叹:“余亦岂关门独坐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时代造成，而余亦岂能背时代而为学者。惟涉笔追忆，乃远自余之十几童龄始。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虞。”

    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真生命。这也是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钱穆先生说的话。

    我近年迁居，目前的书房正壁上挂着一幅钱先生赠我的墨宝，录明儒高景逸先生的五言绝句五首，开始一首即说出他在外双溪定居的隐逸心情:“开窗北山下日出竹光朗楼中人兀然鸟雀时来往……。”署名“丙辰重九 钱穆 时年八十有二”。那时他视力已差。这幅字更是珍贵。在它对面墙上，挂着庄灵所摄的一棵兀然挺立的阔叶树，上面的枝叶明晰地投射在光影交错的山岩上——这也是我企望的情境。

    想念那些年，钱先生为什么愿意与我谈话?他是学术思想史家，在制度史、沿革地理，以至社会经济各方面都下过苦功，而且都有专门著述，到台湾后又着手《朱子新学案》、《古史地理论丛》等整理工作，由台大中文系戴景贤、何泽恒等协助校阅。他与我谈话，从不论及更学研究，但谈人生，如他在《八十忆双亲》书中说：“国民政府退出联合国，消息频传，心情不安，不能宁静读书，乃日诵邵康节、陈白沙诗聊作消遣。继朱子诗续选两集，又增王阳明、高景逸、陆柠亭三家，编成理学六家诗钞一书……窃谓理学家主要吃紧人生，而吟诗乃人生中一要项。余爱吟诗，但不能诗。吟他人诗，如出自己肺腑……。”

    由读诗谈人生，谈文人在乱世生存之道，他认为书生报国，当不负一己之才性与能力，应自定取舍，力避纷扰，所以抗战胜利之后不去京沪平津各校，回到家乡太湖畔读书，再曲云南去香港，来台湾，至少保住了不说话，更不必在中共批斗中“坦白”的尊严。到台湾后应文化学院（现为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聘，每周两小时曲学生到外双溪上课，并任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生活得以安排，从未发表任何政治言论，如余英时文中说，“时间老人最后还是公平的。所以在他的谈话中，他总是强调学者不能太急于自售，致为时代风气卷去，变成吸尘器中的灰尘。”

    自一九九0年八月三十日钱先生逝世，我都念着，有生之年能写此记忆。因为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世界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