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的，一本是侯健翻译《柏拉图理想国》（一九八0年联经出版），一本是张平男翻译奥尔巴哈《模拟：西洋文学中现实的呈现》 （一九八0年幼狮文化出版）。

    侯健先生是我那一代外文系出身之中，中英文皆有深厚根柢的人，专长中西文学比较批评。《柏拉图理想国》不仅是哲学与文学批评，也是文学创造，是西方分析哲学相知识论的渊源。高友工教授在中译序称赞侯健的中译本完整而且详加注释，“文字流畅而忠实，通俗而典雅，是件值得大书特书的文化史上大事。”我与侯教授在台大同事多年。常在各种聚会听他用浓重的山东腔发言，如高序所言:“能倚马万言，文不加点，听众往往有无法完全领会的苦处了……因为他的思路敏捷，而学识过人，他的旁征博引如同天马行空。”侯教授一生辛劳，未及退休即早逝，盛年译出此书，不枉此生。

    张平男先生翻译《模拟》时，是以严谨慎重、如履薄冰的态度全力以赴。正如此书副标题:“西洋文学中现实的呈现”所示，它是语言学、文体学、思想史与社会学，可说是精细学问、艺术格调、历史想象及当代意识多方面极为成功的结合。一九四六年德文本出版后，一直以各种文字译本作文学课程的必修读物。书申所用语文多达七种，译者虚心求教，得以解决，此书之出版实有重大意义。

    社会科学方面，最大的计划是编纂“现代化丛书”。我邀集中央研究院的杨国枢、文崇一、李亦园先生主持编纂“现代化丛书”，希望将世界关于现代化的理论介绍到台湾。既要推行现代化，就得对“现代化”的意义有基本的了解，这实在是一件很困难、很重要、很庞大的工作。这个计划很大，当年也只有国立编译馆可以推行。

    曾经邀集许多相关学者共同拟定出书计划，可惜出版的书不多，但总是做了一些，包

    括:《当代社会问题》、《开放与封闭的心理》、《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寂寞的追寻：美国文化濒临断裂边缘》、《迈向现代化》。这五本书总名为“现代化丛书”，都由国立编译馆主编，四年间陆续出版。这段时间也是我在文学界之外，与文化界最大的连系。

    我记得《当代社会问题》和《开放与封闭的心理》要出版时，特别邀请杨国枢先生写篇总序，杨先生用两个星期的时间写了一万字的序。序文写到“现代化”是对过去旧社会的一种挑战，从清朝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因各种原因积弱到民国，现在我们开始做现代化工作，一定要用新观念克服积弱的原因。使台湾经济起飞。因为王天民馆长已经离职，换了印刷事务起家的熊先举馆长，也是原来的教科书组主任。新馆长看了之后，说杨国枢一直不是很忠党爱国，觉得这篇序文把中国旧社会说得好像一文不值。我说现在已不是反共抗俄时代。熊馆长说，“我不跟你辩论国策，我不能接受，换个人写。”我说:“他专为这两本书而写，我不能退稿。”他说:“我不能接受，反正不能印。”他非常坚持。我知道“现代化丛书”已经做不下去了。

    后来翻阅出版的“现代化丛书”，杨先生那篇序文果然未被采用，新馆长反对就是因为杨国枢是“自由派”。我对杨国枢说明了这件事，未定的计划等于风流云散一样，杨国枢序文事件，是我最后的防线，我不愿意再退让。这不是一篇序的问题，是我为了学术理念与尊严作去留决定的时候。我此时不走，更待何时?我下定决心离开国立编译馆。

    当时台湾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很少，我们拟定文化丛书的书单非常辉煌，可以帮助新思想有系统地深入扎根。但是新馆长接任后，文化丛书已无法有所作为了。所谓“三日京兆”，中国官场的新人新政意义大约就是没有延续性，没人关心扎根的未来。我辞职之后，所有建立的出书计划，都被一扫而空了。

    离开编译馆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