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新世界》成书当年，希特勒和斯大林尚未肆虐，作者可以相当从容地从文化大冲突宏观布局，引经据典，有时甚至优雅地铺陈一个科技控制的乌托邦，以一个女子琳达（Linda）和她的儿子约翰为中心，写人性的挣扎和失败。约翰是个生长在印第安部落的俊美青年，被新世界的人称为野蛮人，但是他随日月星辰，四季运转所见的世界却是全书最美的篇章。

    阅读《美丽新世界》时，必须同时读奥韦尔的。这两本小说都只有两百页左右，无论在故事取材和文字风格都大大不同，但却同被认为是反极权或反共最成功的文学作品，往往一起阅读一起讨论。写的奥韦尔，曾在缅甸的英国殖民地作过警察，参加过西班牙内战，被集体出卖，回到英国当记者，以社会主义的同情观察低层社会的思想和疾苦。因此，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之后书写《我为何写作）说:“我讨论严肃问题的作品，无一字一句不是直接或间接反抗极权主义，拥护民主的社会主义。”预言老大哥政府（Big BrOther，一般认为是直指斯大林的极权统治）是运用惩罚，和对惩罚的恐惧。

    而一九五九年赫胥黎又出版《重访美丽新世界》 。检视二十七年间世界的变化和隐忧，指出在他的新世界里，政府并非暴力的控制，而是运用科学与技术，有系统地达成宰制全民的极权。

    殷海光的评论文章《一九八四年）（《殷海光全集》页二三｜一二一，台北桂冠出版社），说到那个极权政府的三句标语:“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愚昧即力量”，其中“愚昧即力量”之说，真可算惊天动地的伟大发现，引起知识分子高度的关注。在一九七0年的台湾，我把这二十多位青年带到这个辩论的海边，把他们用英文推进注满高级思潮的海洋中，任他们渐渐发现海洋的深度。文学不同的风格，如同泳渡的方式一样，也是千变万化，值得研究思考的。

    《美丽新世界》和一直在我的教材书单上，有时是让学生自行阅读。但一九八三年起，我又在课堂上讲解这两本书，因为真正的一九八四年来到了。

    那真是件奇妙的事，这本着名的政治预言于一九四八年写成后，作者即逝世。他以为把那可怕的世界预设在三十多年后，已够遥远，但岁月转瞬即过，在一九八四年前后两年的时间，全世界都在热烈地比校、评量、检讨这个预言和实际的世界的情况，议论文章如潮水涌现，真是文化史上盛事。我得以多年追踪详情，有许多可以讲的事，真有躬逢其盛的兴奋。

    一九七四年起，我在国立编译馆主编马克吐温长篇小说中译系列。我认为马克吐温《古国幻游记》鲜明的文化对立手法很适宜这班学生研读。马克吐温以特有的幽默手法，将一个十九世纪的美国北佬置身于英国中古世纪英雄美人传奇的亚瑟王朝 宫廷卡美洛，极生动、夸张地嘲讽那传奇世界繁华、虚夸的迷信，同时也彰显出美国新兴现代社会的庸俗肤浅。他最成功的嘲讽是解构了传奇宫廷巫师（预言家）呼风唤雨的魔术，可怜的默林，被十九世纪美国北佬的现代科学知识拆穿，只是一个小丑和骗子。此书和马克吐温另一本《老憨放洋记》都是用犀利的对比方式，创造出一种迥异于欧洲文学的美国文学，和同时代的诗人惠特曼等，都是鼓励美国人追求自己文化的自信。马克吐温简洁有力的幽默特质具有一种罕见的吸引力，对后世卡通文化也有很大的启发。我隔三、五年使用此书一次，相当受到学生欢迎。

    教书三十多年，我没有发黄的讲义，英国文学史不断改版，必须重新备课，除了核心选材之外，新的选文、新的评论以及新的理论年年增加;而“高级英文”教材，我从不连用三年以上。以这样的希望，我也勤于备课如备战。我曾用过汤玛斯·曼的和法国哲学家赫维尔《没有马克思或耶稣》。读这两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