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 柏林的苦兔儿(Kultur)
“到柏林去…”大约是我前世的憧憬。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在柏林留学,在二月冻土的故乡,柏林是我年轻母亲魂牵梦萦的天外梦境。一九八五年整个春天,我在几乎是新建的柏林不停地走着,常常在想六十年前母亲的旧梦好似在此复苏,那个没有见过父亲的,孱弱的婴儿,如今到柏林来担任客座教授,德国人坚持和访问教授Visiting professor不同)。正式讲授给学份的文学课程,印在厚重的课程表上:“台湾文学”。就在那半年前,我接到国科会人文组华严主任的电话,说西柏林自由大学(Freie UniVerSitat Berlin)要找一位教台湾文学的教授,他们想推荐我去,问我能不能去?当时我手里拿着电话,怎么说呢?几乎不能相信我的耳朵,这么遥远、转折的邀请,隔了我父亲雷雨多难的一生,我要到柏林去了。我到柏林的时候是四月初,全城的树都是枯枝,只偶见一丛丛的淡黄色迎春花,接机的郭恒钰带我到大学单身宿舍,并且教我如何从邻近搭公交车去学校。我住的街名是thielallee,读作“梯拉里”,好听极了,因此我从未迷路。第二天早上,我须乘U-Bahn(读作“乌邦”)地下铁路到系里与学生见面。
原来的怕林大学(-UniVerSitat zu Berlin)“沦陷”在东柏林,被迫走苏共的路线。三年后,大部份学生,还有教授出走,在西柏林集会,决议成立一个学术自由的大学。一九四八年初,在西柏林美军占领区,在美国大力援助下,创建“柏林自由大学”。二00八年,六十校庆,同时入选为德国第九所“精英大学”,有学生三万一千多人。
开设“台湾文学”为该校正式课程的两位关键人物,一位是那时的校Dr.Dieter heckelmann(海克曼)。他曾在一九七0年代两度到台大法律系任客座教授,带着妻子儿女住在台大宿舍两年,对台湾极友善。台大许多杰出教授如翁岳生、戴东雄、廖义男、陈维昭、王泽鉴等都曾前往担任访问教授。我在怕林时常是他的座上客,他也经常回台湾来与老友欢聚,且经常抽空到台北大屯山等地深入攀登。德国统一后,他曾出任柏林内政部长。另一位是负责中国研究所的郭恒钮教授,山东人,一九六0年离开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前往西柏林,在怕林自由大学进修历史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一九九0年初曾到台大历史系作访问教授,讲授德国史一年。
西柏林自由大学中国研究所座落在一幢名人的豪宅,上下五层,宽敞明亮,德国人百年根基的建筑。我很勇敢地从“梯拉里”宿舍的迎春花丛找到U-Bahn的车站,到POdibielskillee街四十二号,从外表朴实的门庭进去,才知道别有洞天。
郭教授用德文介绍我,他称我为“台湾来的教授”,又一再她提到“苦兔儿” (kultur,德文“文化”发音),“苦兔儿”这声音令我印象深刻,记得在孟志荪老师课上背过汉乐府“古艳歌”:“萤萤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想到台湾,乃至中国的文化,这百年来不也相当凄凄惶惶吗?
他们请我自我介绍及说明教学计划。我原以为只是与选修自己课的二十位左右的学生见面认识而已,如今却须对全系的一百多人演讲,内容和语气当然不同,我决定采取“大立足”点的讲述法。我先陈述自己出生时,年轻的父亲刚从柏林大学转学到海德堡大学读哲学系,一心想了解历史与人生,想如何用教育帮助中国富强向上。台湾的处境举世皆知,我们所代表的文化意义,在西柏林的自由大学应该是最能了解的。我今日来此希望藉台湾文学作品作心灵交流,深一层同情东、西德两个份裂国家人民的生活态度和喜怒哀乐……。我教的台湾大学学生和诸位一样是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