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期刊是个日月催迫的事，那二十多年间，兰熙和我这顾问之间的热线电话从来没有停过。电话解决不了的时候我们便须见面，譬如书稿的编排，与新的译者见面，分享好文章的发现，文字推敲的喜悦等。一九七八年底。林文月和我参加教授访韩团期间，结成谈心的朋友，回台后也常参加我和兰熙的小聚，不久林海音也常来。十余年间，每月或隔月聚会，每聚都兴高采烈地说最近写了什么，译了什么，颇有各言尔志的舒坦和快乐。

    林文月和我在台大同事，她在中文系，我在外文系，结成好友却是由于书缘。我最早读她的《京都一年》，印象很深，认为那才是一个读书女子该写的游记。有一天下午我在文学院十六教室上课，回廊上有一位女老师穿着一双黑色的半统靴子走过，后来学生告诉我，她就是《京都一年》的作者——林文月老师。创立比较文学学会的时候，她和郑惊、叶庆炳先生是中文系的发起人。初期开理事会，她和我常常坐在一起，出去开会也因为只有我们两位女士，都安排在一间客房。到韩国访问第一天，车行出汉城郊外，旅馆旁有农家，大白菜和萝卜堆在墙旁，待做渍菜，令我想起童年在东北家乡看着长工运白菜入窖，准备过冬。晚上与文月谈起我们的母亲，虽已倦极，竟谈至夜深仍感叹不已。教授访韩团之后。我们又同去日本，十余天中，两个人休戚与共，有许多的感想与看法可谈。

    一九七二年起，她沉潜六年，精译的日本经典之作。由《中外文学》以五册形式初版，应是中文首次完整的学术译本，令我甚为佩服。文人好谈不朽，这才是不朽的功业。在我们聚会的四人中，文月很少有激昂慷慨的样子，常常是那个“你爱谈天，我爱笑”的笑者。发表意见，也是语调沉稳，不着急的样子，也许是因为她比我年轻十岁吧!之后，她接续译成、。就在我们四人一次餐聚时，海音说要帮她出版新译的《和泉式部日记》。下个月再聚时，初校本已印出来了，海音问她可否在一星期内初校完成，我在旁说:“大概三天就会校好。”果然，这本雅致的书，加上郭豫伦先生的封面设计，不到两个月。纯文学出版社最后的纪念本已经问世了。

    不久兰熙病了，失去记忆。在文月随夫移居美国之前，我们经常在两家之间，和平东路与新生南路口，一家名为“法哥里昂”的咖啡店小聚，除了说不完的话，她还帮我做笔会季刊的封面等等。我们常坐的桌子在大玻璃窗前，人们走来走去，互相看着，倒都是一闪即过罢了。有一天，窗外一个人站着往里看，然后走进店来，是主编《中央日报》副刊的诗人梅新。他走到我们桌前说:“我们常常在想，你们两个人都说些什么呢?”那天正好我们正忙着季刊一百期纪念号的封面，文月正帮我剪许多桂树的叶子，贴成一个桂冠花环，中间嵌上刊名，Chinese PEN 100"。不久梅新病逝，我们觉得那天好似来作告别。

    文月至今出版散文和随笔已有二十多本，举凡阅读、交谈、生活、旅行或访旧怀人，无不委婉真挚。一九九九年出版《饮膳札记》，从一些宴客菜单追忆家人、师友相聚情景。此书兴起台湾“饮膳文学”之风，大约也记录了国富民安后的生活趣味。其实她的虞意是在记录人生每场聚会后，分散的惆怅吧。

    文月离开台北后，海音也卧病，客厅灯也熄了。

    我从台中搬到台北后，最早受邀到同街巷的琦君和李唐基先生家，餐后梁实秋先生签赠他悼亡妻的《槐园梦忆》，很多人颇为他伤心，那是我对台湾文坛的第一个记忆。那些年，海音和何凡（夏承槛）的客厅，经常高朋满座，隐地称之为“台湾一半的文坛”。有《国语日报》、《联合报》和《纯文学》月刊和出版社的朋友，在这里也遇到几位早期的女作家，其中我最想多了解的是孟瑶和我始终最佩服的潘人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