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五月初的一天早晨，兰熙家人打电话给我，问我能不能立刻去她家一趟？我到她家书房，看到她双手环抱打字机，头俯在打字机上哭泣。她抬头对我说:“邦媛!我翻不出这首诗，季刊下一期要用，我怎么办？”那是白灵的短诗。过去整整二十年间，季刊大约英译二百多首台湾新诗，几乎一半是她快快乐乐的译作，如今兰熙出现失忆现象。当时无可奈何，以承受好友阵前托孤的心情，我接下笔会英文季刊的编务。

    我在笔会季刊快乐地建立了一支稳健的英译者团队，我们称为"team"。最早的一位是康士林（Nicholaskoss），他在一九八一年初到辅仁大学英文系任教时，远在台大兼课的谈德义介绍给兰熙和我。康教授是天主教圣本笃会的修士，印第安纳大学比校文学博士，专修比较小说、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宗教与文学、华裔美籍作家作品研究、中英翻译小说。我接任主编后，他是我最可靠的译者与定稿润饰者，我所写的每期编者的话 都请他过目。日后我经手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编译的书里书外，他也都是我第一位读者（英文，reader，亦有“校阅”之意）。近二十多年间，我们小自字斟句酌谈译文，大至读书、生活，一见面就谈不完。他知道我多年来以珍·奥斯汀作床头书，身心得以舒适，每到英美旅行、开会，常给我带回各种版本、录音、录像带。二000年我读到柯慈的新作 《屈辱》，大为此书创意所吸引，坚持他抽空读一遍，我们可以好好讨论一番。拥有真正的比较文学的文友，实在难得!

    最艰困时。好友文月代为申请得到她的父亲“林伯奏先生基金会”补助部份稿费等。有两次助理月薪发不出来，隐地私人捐助度过难关。笔会有一个堂皇的理事会，定期开会而已，对于我实际的困境，只说“能者多劳吧…”聚餐结束各自回到舒适的本职。我满七十岁的时候，实在身心俱疲，请理事会务必找人接替，他们嘻嘻哈哈地说:“你做得很好呀，人生七十才开始啊。”说完了又散会了。

    因为他在宗教的献身精神，对人有由衷的同情。兰熙初病之时。有一次我们数人在约好的餐厅久候她不至，他沿着逸仙路那条巷子挨家找去，果然在另一家餐厅找到她。我搬至“最后的书房”后，他经常由新庄到桃园来看望，邀同行友人如李达三、高天恩等来谈谈中外文坛近况相当年乐事，中英并用，令我重温当年一笔在手，推敲两种文字之间的房门，顿忘山中岁月之隔绝。一九九0年代初期加入我们队伍的鲍端磊也是辅大英文系教授，他多年来且在台湾最老的英文报《中国邮报》写专栏，最爱诗意强的作为，至今仍是我们最好的伙伴。

    另一些我在大量阅读后编选的主题有:“现代女性处境”、“书”、“你是

    辅仁大学另一位加人我英译团队的是欧阳玮。他担任辅仁外语学院院长时，与康教授热忱推动的翻译研究所，一度遭教育部搁置，兰熙与我曾到高等教育司陈情，力言翻译人才学术培育之重要。终得通过。该所第一、二两届的毕业生皆极优秀，如吴敏嘉、汤丽明、郑永康、杜南馨皆为笔会季刊英译散文、小说与艺术家评介逾十余年，我们看到了培育的花果，满是欣慰。其中吴敏嘉是我台大的学生，英译萧丽红，杜南馨英译平路《行道天涯》，更于二000年和二00六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当然，她们的才能并不是只由研究所的教导，还因为随外交官父母在国外长大，受完英文中学的教育，有很好的译成语言训练。回到台湾上大学外文系，兼修中国文学课程，最重要的是不仅爱文学，而且达到了精当的文字水平。

    那年的冬季号主题则是亲情，有罗兰《时光隧道“小时候”》、杨牧《八十一月的白芒花》、袁琼琼《揪锣》，心岱《落发离家时》和陈芳明《相逢有乐盯》。有位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