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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齐世英先生访谈录
  我父访谈录既未谈及他来台后为民主、自曲、法治所做之事,我遂将他逝世时,报章杂志几篇不同角度乏悼文作为重要附录,可以客观看到他后半生在台湾经历,不仅是前半生理想的延续,亦是一种人格的完成。民进党创党人之一傅正,为《新新闻》周刊写《东北最后一位铁汉》:政论记者于衡《悼念和中国现代史有关联的齐世英先生》和田雨时《齐世英先生盖棺论》。田先生早年曾在张学长所组“四维学会”担任秘书长,与我父在中央主持东北抗日之“东北协会”竞争。但在西安事变后,田先生进入政府工作,对我父有进一步认识。齐氏家族早期由山西移民东北,有山西人传统忍耐而沉潜的性格。此文说:“他继承了从关内移居东北的先民创业精神;而留学德国接受日耳曼民族熏陶,混合成其刚毅果敢的气魄,实事求是的作风。对人热情义气,对事冷静沉着,铸有坚强意志,献身革命,奋斗不息……自中年至老年,视野广阔,胸襟放宽,迈进而深入于“中国问题”。先后却一直全走崎岖不平的道路,且越走越坎坷……但他却有似“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此文不仅为齐世英作盖棺论,亦富有当年东北人进关的史料。

    访谈录后尚有一篇《吉田茂与齐世英》节稿,由林水补教授译自平正道《评价吉田茂》 (东京,读卖新闻社,一九七八年初版),详述郭松龄反张作霖事件,两人因此相识,彼此感到个性十分投合。吉田茂对于齐世英磊落的人品深具好感,中日战争时各为其国,但齐世英在日人眼中却是可敬的敌人。

    书成之时,我也在致谢文全——十年的声音)中说明我随侍一生的看法:“先父自二十七岁加入当年形象清新之国民党,至五十五岁因拂逆权力中心。被开除党籍,一生黄金岁月尽在理想与幻灭中度过。个人得失,炎凉世态皆可淡然处之。但一九四八年,东北再度沦陷则终身伤痛,伤痛之心长年在沉思之中。郭松龄兵谏革新,兵败身死,或可说是时代尚未成熟;而东北,乃至全部大陆在胜利之后迅速弃守,核心原因何在?筹组新党,绝非出于失意之情,而是对未来的期望。”

    这篇致谢文回溯《时与潮》在台湾复刊,一九六六年七月起连续选译《艾德诺回忆录》,我引用了宋文明先生执笔之社论《从文德诺回忆汲取教训》。这位领导西德自战败废墟中重建的老人,曾经历德国两次世界大战的惨败,对于他的国家的过去与将来,曾下过一番沉痛的思考:“民主政治是一种思想,它的根源在于承认每个人的尊严、价值及不可让渡的权力。”末文明说:“这些说法,虽然听起来很简单,很平实,但在实际的德国政治中,这一字一句,都代表了千百万人的鲜血,千百万人的眼泪,千百万人的颠沛流离。”这个基本却必须坚持的政治理想,即是先父自学生时代至埋骨台湾的心声。

    他生前常言,到台湾来后,许多人仍在热中地追逐已不重要的权势,他已脱离那个框架,求仁得仁,恢复了自由身。即使已经没有当年革命维新的大天地,仍然恪尽书生本份,在立法院和革新俱乐部同仁推动加强民主法案的诸多法案。如出版法、言论自由、司法独立、法官调度法制化、辩护律师之设立、人权之保障等,皆以人民福祉为主要考虑。其他如建立国会图书馆、印行立法院公报及各种记录、档案之整理,以供民间参考……。这一切,在中国政治史上有极大意义,却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他的前半世历经狂风暴雨,他尊敬蒋先生北伐相抗日的功勋,对目前小长安的局面可以壁目矣。

    一九九八年十月四日,我父亲小友陈宏正先生发起,和梁肃戎先生在台大校友会馆举办了“齐世英先生百岁冥诞纪念会”。陈宏正经营商业有成,向来关怀民主、人权与文化,他对父亲一生相当了解,热心地提起此议。那天到场的不仅是师生故旧,还有许多政治上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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