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应该找齐这条线，没有条件，只好尽自己的能力到处剔牙缝。

    还有一个例子是沈从文先生，我在八十年代以前，不知道他是小说家，不但几本文学史不提，旧书摊上亦未见过他的书。后来风从海外刮来，借到一本，躲在家里看完，只有一个感觉：相见恨晚。

    我读史，有个最基本的愿望，就是希望知道前人做过什么了。如果实际上有，而“史”

    不讲，谈何“史”呢？

    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恰是个没有出版的时期，所以难于形成“读者”观念，至今受其所“误”，读者总是团雾。

    但写的时候，还是有读者的，一是自己，二是一个比我高明的人，实际上就是自己的鉴赏力，谨慎删削，恐怕他看穿。

    我之敢发表小说，实在因为当时环境的孤陋，没见过虎的中年之牛亦是不怕虎的，倒还不是什么“找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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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年代开始有世俗之眼的作品，是汪曾祺先生的《受戒》。

    我因为七九年才从乡下山沟里回到北京，忙于生计，无暇它顾，所以对七六年后的“伤痕文学”不熟悉。有一天在朋友处翻检旧杂志，我从小就好像总在翻旧书页，忽然翻到八零年一本杂志上的《受戒》，看后感觉如玉，心想这姓汪的好像是个坐飞船出去又回来的早年兄弟，不然怎么会只有世俗之眼而没有“工农兵”气？

    《受戒》没有得到什么评论，是正常的，它是个“怪物”。

    当时响彻大街小巷的邓丽君，反对的不少，听的却愈来愈多。

    邓丽君是什么？就是久违了的世俗之音嘛，久旱逢霖，这霖原本就有，只是久违了，忽自海外飘至，路边的野花可以采。

    海外飘至的另一个例子是琼瑶，琼瑶是什么？就是久违了的“鸳鸯蝴蝶派”之一种。三毛亦是。之后飘来的越来越多，头等的是武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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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戒》之后是陕西贾平凹由《商州初录》开始的“商州系列”散文。平凹出身陕南乡村，东西写出来却没有农民气，可见出身并不会带来什么，另外的例子是莫言。

    平凹的作品一直到《太白》、，都是世俗小说。《太白》里拾回了世俗称为野狐禅的东西，是世俗开始有了自为空间之后的生动，不知平凹为什么倒惘然了。

    平凹的文化功底在乡村世俗，他的近作，显然是要进入城市世俗，不料却上了城市也是农村这个当。

    一九四九年以后，城市逐渐农村化，以上海最为明显。

    我去看上海，好像在看恐龙的骨骼，这些年不断有新楼出现，令人有怪异感，好像化石骨骼里长出鲜骨刺，将来骨刺密集，也许就是上海以后的样子。

    里有庄之蝶的菜肉买单，没有往昔城里小康人家的精致讲究，却像野战部队伙食班的军需。明清以来，类似省府里庄之蝶这样的大文人，是不吃牛羊猪肉的，最低的讲究，是内脏的精致烹调。

    因此我想这，并非是评家评为的“颓废之都”，平凹的意思应该是残废之都。

    粗陋何来颓废？沮丧罢了。

    中文里的颓废，是先要有物质、文化的底子的，在这底子上沉溺，养成敏感乃至大废不起，精致到欲语无言，赏心悦目把玩终日却涕泪忽至，的颓废就是由此发展起来的，最后是“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可见原来并非是白茫茫大地。

    你们不妨再去读的物质细节与情感细节，也可以去读张爱玲小说中的这些细节，或者读朱天文的，当会明白我说的意思。

    我读，觉到的都是饥渴，例如性的饥渴。为何会饥渴？因为不足。这倒要借《肉蒲团》说一说，《肉蒲团》是写性丰盛之后的颓废，而且限制在纯物质的意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