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篇
,百姓要吃饭,社会要发展,这是发展的必然之径。但是, “竭泽而渔”的道理不难明白吧?我诘问当年的知青,也是不公平。还记得当年陈永贵视察云南,质问为何不大开梯田?还记得当年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策划的“围湖造田”,滇池面积缩小,春城的气候明显改变了?没有常识的操纵权力,革命可以是愚昧, 表达的不是生态意识的自觉,只是一种蒙昧,蒙昧抗拒不了愚昧的权力,失败了,于是有性格悲剧的意味,如此而已。
不过写到这里,我发现我本来不是要聊生态环境的,只是因为触到“世纪末”,触到由此而来的焦虑,才一路岔开。写作常常是这样,你会被某个字眼不小心撞歪。日常中我也常常误入一条路,不过我常常索性就走一走看。
我本来是想,在最后的这一篇里聊聊基因。
我对基因有兴趣,大概从小学五六年级开始。我记得那时的一个暑假,去北京林学院我舅舅那里去玩儿。我舅舅高中毕业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成绩一直很好而获得保送资格,他桃了林学院。我倒也不觉得不挑北大清华有什么不对,因为那时我还没有什么势利眼,我只是觉得林学院很好,那里离圆明园很近,大学的馒头好吃,好像有一次还为暑期不回家的学生供应了一回饺子。
舅舅的床上有一本书,书名忘了,只记得作者叫布尔班克,美国人,农场主,运用基因原理生产订货。有一次订货是豌豆,因为将来是要装罐头,所以要求豌豆必须是同样大小的,要命的是交货期限非常短,短到按豌豆生长期来说,不可能交出那么多豌豆。布尔班克详细讲到他怎么利用显性基因原理筛选出豌豆,同时造了暖棚,架了灯具,终于如期交货。
这本书让我看得入迷,我至今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入迷,而且看完了发现还有下册,但是下册没有了。我记住了布尔班克这个名字,以致二十多年后我到美国洛杉矶,发现其中有一个市叫布尔班克,我觉得就是以那个种豌豆的布尔班克命名的。
不过基因这回子事,我也记住了。我因此在升入中学后非常喜欢生物课,生物课不是主课,按理说犯不上那么卖力,但“喜欢”常常是不按理的。当时教生物课的先生,文 革前北京中学老师称先生,无论男女,教生物的先生很年轻,我想是刚大学毕业,二十多岁吧,我有一次下课后问他如果想多知道一些生物的知识要怎么办,他看了看我,他大概没有想到有学生对副科感兴趣。不过他又忽然非常高兴,说,你要是对生物有兴趣,将来考武汉大学生物系好了。
我想我们之间有点误会。如果他是我们的班主任,他应该知道以我的家庭出身我是上不了大学的,我问他的问题,只是出于我的强烈兴趣。直到现在,我还是一个被兴趣牵着跑的人,听听,看看,读读,聊聊,还有写写。可能到死的时候,兴趣是我是怎样一步一步失去知觉和思维的。兴趣促使我从书店架子上抽下很多我认为与生物有关的书,读来半懂半不懂。我当然读了不少苏联的李森科的遗传理论,但是我逐渐打听出为什么几乎找不到奥地利的神父孟德尔(Gregor Mendel)的遗传理论的书,只因为政治的原因。我当时以为只要不去理政治就可以了,不料政治可以很方便地阻挡常识。前面说过的布尔班克,是依循孟德尔理论的,所以他的书出了上册之后,风向转了,下册遂不能出,持孟德尔理论的教授不能再到课堂上教我舅舅那一辈的学生了。
一九OO年,真正的本世纪初,荷兰的德·弗利斯(schermak)以及德国的柯伦斯(Karl Correns)各自研究,却不约而同发现相同的遗传现象,即,所有子代的遗传特性都来自两个遗传单位,而这两个遗传单位分别来自双亲。三个规矩人各自到图书馆去查查看他们的发现是否是新发现,结果都找到孟德尔早在三十五年前,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