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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忆汪曾祺(1)
祺也懂京剧。

    曾祺看戏倒是有水平的,有些见解不是那些里手们所能提出。我和他看《伐子都》,他看完议论:“很有点儿希腊悲剧的韵味!子都人格分裂,被良心自责和内心恐惧折磨得发疯,白日见鬼,好,想象力丰富,编得有深度,演得有魅力,这种大写意的表演法是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的优势!”看裘盛戎的姚期,前半部对剧本的编排结构,对裘的唱功作功,他赞不绝口。演到姚期父子绑上法场,他击节叫好说: “真是大手笔,好一出大悲剧。”但演到马五回朝搬兵,砸了金殿,逼着皇上赦免姚氏父子,并带姚刚到前线杀敌立功,他像气球泄了气,连连摇头。全场观众都出口长气露出笑容时,曾祺却遗憾地再三叹气说:“完了,完了,挺好一出大悲剧,叫这么个轻佻的结尾毁了!”

    比起看戏来,曾祺更爱读书。有一阵曾祺读挺人迷,看稿累了就跟我们聊几句令他佩服的篇章。他认为最精采的部分是对范进老丈人的描写。平时他对范进举手就打,张口就骂,范进中举后高兴得发了疯。要靠他打范进嘴巴来治病了,他手举起来却哆嗦得打不下去了!这看起来滑稽可笑,细一思忖却让人心跳。中国人有这种心态的岂止只有屠夫?

    可谁也没想到在这阵闲谈之后,有天他拿来部钉成本的稿件,带点恶作剧的神情对大家说:“闲着没事我写着玩,弄了个这个。你们谁想看看连解闷?”看到题目是《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屋里人都嗯了一声,好像说:“就凭你这洋派、沈派、现代派的小说作者,也会写京剧?”

    几个朋友先后都看了,得出的意见几乎一致。人人钦佩,没有谁说写得不好。有的说:“寓意深刻,很有文采”!有的说:“遣词用语玲珑剔透!可算得高雅游戏之作。”可也没有一个人说适合上演,在舞台上会红!

    这剧本就搁在那儿了。剧本是1952年,或53年春天写的。那时他和我都还在北京文联工作。此后我进“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他调到“民间文艺研究会”,都离开了北京市文联。

    1956年我从文学讲习所毕业,响应伟大领袖“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要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号召,到建筑公司作了基层干部。有天忽然接到曾祺电话,:“喂,范进中举由奚啸伯排出来了,星期天在庆乐彩排,你瞧瞧去好不好?”

    老实讲连这剧本的事我都忘了。能看看彩排当然好,不光我去了,还带了公司一位曾在剧团拉过胡琴的朋友和一位宣传部同事,一清早就去了大栅栏。

    看彩排的人不多,主要是文化局戏改科同志和文联同事。大多数是内行。

    奚啸伯先生是票友出身,颇有文人气质,是梨园界少数几个懂书法会写字的人之一,演范进中举怕是再难找到比他合适的人了。不过奚先生嗓子有个特点,音色好音量较弱。他又是票友出身,虽然身上不错,但纤巧而欠夸张,因此这出戏听起来有味而不叫远,看起来有趣欠火暴。这一来就突出了这剧本适宜读而未必适于演的特点。所以戏看完,朋友们都觉得词雅意深,但未必会得到普通观众接受。但戏改科的同志对此还是十分支持的。

    他们跟我说:“曾祺头一次写戏,能达到这水平就不错了。他以后要能接着再写,准会越写越好。”

    我深知他是一时高兴,不会拿写剧本当正业。

    果然,不久就来了个文艺早春。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召开,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刊的架子放下了,面目亲切平和了,文章的题材、体裁、风格多样化起来,真有点轻松灵活的味道了。汪曾祺没再弄剧本,倒是写起他拿手的散文来了。《公共汽车》、《下水道和孩子》在《人民文学》上,在《诗刊》上一篇接一篇发了出来。发一篇招来一阵掌声。这是他进入新中国后第一次在全国性的大刊物上发表纯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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