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以及它严寒的冬天和对南方方言的歧视）一并受到毛泽东的抨击。

    到1921年春，毛泽东已失去对湖南独立自治的热情。军阀的更迭也动摇了这种激进的理想。谭延闿在1920年9月被取代，新统治者赞成自治，但反对通过自治解放民众的任何意向。

    数周后，毛泽东带头冲击省议会，把挂在考究的墙壁上的条幅、旗子扯了下来。他认识到了改良政治的局限，并要在现存政治结构之外组织活动。

    1920年7月，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法国蒙达尔尼召开会议。这是与会会员的合影，其中有：向警予、萧三、蔡畅、蔡和森、萧瑜、罗学瓒、陈绍林、张昆第、葛健豪、欧阳泽、颜昌颐、李维汉。

    萧瑜在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见到了毛泽东。他们彻夜长谈，泪眼相对，并发现彼此间存在鸿沟。毛泽东是亲苏俄派，萧瑜则不是。毛泽东赞成强权，萧瑜则担心这会危及个人自由。

    毛泽东决心组织民众来夺取政权，萧瑜则仍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学究。他对毛说：“像刘邦和项羽（汉朝的两位政敌）那样争夺天下的争斗，在耶稣基督和释迦牟尼看来，就像街头顽童为争一个苹果打架斗殴一般。”

    毛泽东简单地反驳道：“你不同意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多遗憾。”［31］新民学会兄弟般的团结自此成为过去。

    1921年初的一个大雪天，新民学会在文化书社开了三天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强调“变革”的目标，反对“改良”。他赞成采用俄式的革命方法，反对“通过几十年的教育”的改良方法。

    从法国归来的大部分人反对他的观点，一些继续留法的人也写信反对这一观点。他似乎遭受了挫折，所以他在会上宣布新民学会“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他赢得了自己斗争的胜利。他转移了自己的基地，他把和自己观点类似的会员拉进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视新民学会如敝屣。

    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已经分裂成两派，这一结果使毛泽东与萧瑜分手。1919年在《新青年》上的论战已经为他们作了总结：“谈论主义”还是“研究问题”？知识分子是用理智分析研究具体问题，还是在一种思想意识的指导下付诸一定的行动？［32］

    胡适教授为首的五四自由派坚持研究具体问题而远离政治生活，李大钊教授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派则信守“主义”。毛泽东无疑站在“主义”一边*，他希望发生分化。如果把五四传统与某一具体思想形态联系在一起就意味着会产生分裂的话，这种分裂是件大好事。

    * 胡适避谈思想意识问题，要求成立“好人政府”。这与毛泽东曾想要孙中山任总统、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组成政府时所持的理想的折中主义何等相似。———译注

    另一种分化已迫在眉睫。在1920年，无政府主义乘时而“入”。一些敏感、笃信绝对自由的年轻人组成了自己的组织：湖南诗雨社、健学会、青年会和（最有影响的）劳工会。毛泽东对无政府主义的信条非常了解，1918年至1919年在北京时他曾为之倾倒，可现在他心中的马克思已经驱逐了克鲁泡特金，他狠命地与劳工会展开斗争。

    毛泽东以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类马列主义的书籍为武器，抨击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迷惑对方，嘲笑无政府主义者要“在24小时之内废除国家”的蠢举妄动。每当从无政府主义的阵营中争取过来一人，毛泽东就把他引荐到组织严密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中来。

    在北京时的孤独和被人疏远，使毛泽东倾向于接受无政府主义。现在，他正作为长沙左派力量的主要带头人大踏步地朝前迈进，并把无政府主义视为令人难容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