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说毛泽东还疑虑的话，那么整个共产党的组织也是如此。

    陈独秀教授同国民党的关系看起来不是那么密切，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头号人物，也曾是对毛泽东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陈仍保持着坦率诚实的形象，这在俄国人，在国民党那些崇尚虚荣的人中是少有的。但是毛泽东不明白的是：陈独秀反对传统观念的锋芒到底何在。

    有一个细节含义很深：陈独秀西装革履，毛泽东则身穿粗布中式长衫。

    国共合作时期的毛泽东。中共“三大”后，毛泽东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开始参与筹备国共合作事宜。

    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4月份在上海开会时，毛泽东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出席。张国焘以不满的口吻说，毛泽东正忙于“国民党的工作”。［26］当时，毛泽东似乎正在回湖南的路上，中途在安源煤矿作了停留。

    与此同时，毛泽东绝口不提他心中的疑虑，国民党的工作吸引着他。毛泽东对国民党的事业是如此卖力，以至李立三嘲讽他是“胡汉民的秘书”。

    国民党在2月份采取的一个步骤尤合毛泽东的心意，这就是成立了农民部。中国共产党还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这使毛泽东更有理由热衷于统一战线。农民部成立后要做的工作很多，毛泽东走上了一条新的重要道路。

    1924年，毛泽东到过香港一趟。他和张国焘因为劳动工会的事前往这个毗邻广东的英国管理的岛屿。他们从上海乘船经过碧波荡漾的南中国海时，一伙流氓把毛泽东和张国焘逼到甲板上的一个角落后，手中挥着刀子要钱。毛泽东不愿屈服而想较量一番（这表现了他的勇气和好斗性格）。张国焘则劝说毛泽东不值得为几个小钱拼上一命，由于力量悬殊，加上别人劝解，张国焘才劝住了他那火暴脾气的湖南同事。［27］

    毛泽东在政治上没有张国焘那样左，但当个人受到挑战时他比张国焘更容易发火。

    在1923—1924年间，毛泽东写下的文章反映了他的生活道路。他在共产党的喉舌刊物《向导》上发表过几篇谈论时政的短文，文章言辞犀利，但缺少理论分析。

    在1923年的文章中有两点很突出。毛泽东把商人看作是国民革命的关键所在。人们会问，他在湖南工团联合会工作的弟弟对此不知有何感想？他一直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在《论纸烟税》这篇文章中，他嘲笑北京政府在帝国主义面前发抖，摇尾乞怜于外国势力。“如果我们的外国主子放个屁，那也是非常香的。”他在文章中讥讽道。

    * Mao Ji I， p.98。毛泽东对农民作演讲时，为了得到最强烈的效果，他总是高呼“打倒洋奴才”，而不是“打倒帝国主义”。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248页。

    但是这些文章没有挖掘出历史根源或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他也没有涉及解放的主题，机关工作使他越来越注意细节问题，而不是如何成为一名解放者。

    然而，这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毛泽东一直认为人民是最为重要的力量，只有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商人才有资格成为革命的力量（此乃毛泽东之希望所系）。

    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终归是毛泽东最关心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如果没有别的变故的话，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可能是走向“民众的大联合”的第一步，从而可能使中国复生。

    农民问题犹如天边的云，它在五四的主题中未占一席之地。占全国人口85%的农民仍是沉默的大多数，对此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注意。直到1924年，似乎还没有一位农民是中共党员。当时之世没有人认为农民有革命的能力。

    毛泽东已经在城市度过了14年，他一直在学生和工人中间活动。作为新生活的一部分，他差不多已经抹去了身上的乡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