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中国的救星，但他有自己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又常常偏离党的路线。然而，毛做了很多努力并多次做出让步以便留在党的机构中。

    1929年，毛得了疟疾。这场大病持续了三个月，有好几次是在生与死之间徘徊。江西搞不到奎宁，等了好久，上海的交通员历尽千辛万苦才把药送到(共有两个人护送这些宝贵的药瓶，其中一个在半路上被砍了头，另一个总算闯关过卡回来了)。

    毛在福建境内的一座草舍里养病，这里距江西东部较远，可能是信仰基督教的傅医生救了毛的命。傅连璋医生是被红军争取过来为红军做事的。在长汀，一位英国浸礼会教徒给他取了个教名叫尼尔森。

    李立三路线的影响是毛在江西时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一点可以从朱德在毛生病期间的举动得到说明。朱德好象失去了舵手，开始对李立三半推半就。在“流动游击”喊得最响的时候，他也离开瑞金去“发动群度”了。

    谁也不知道毛在听到朱德的这种无益的妥协时有何感受。无论如何，朱德的从命收效甚微。几个月后，他又回到毛的路线上来了。

    到1929年末，毛又复出，他已从疾病和对朱德的失望中解脱出来。他准备在福建的集镇古田召开一次重要会议。支撑在山里的稻草床上，他草拟出时今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毛象一个杂耍演员，他把几个球同时抛至空中，在较为熟悉的问题上和李立三展开了论战。

    他对如何管理军队提出了强硬的观点，他对一些人的“单纯军事观点”感到痛惜。毛坚持说：“军事是完成政治任务的一种手段。”实际上这是对朱德的批评。一些效忠于党的中央的地方人士对毛是个问题。古田会议并不是一帆风顺，自始至终都充满了权力之争。为了取胜，毛巧妙地运用了他钟爱的手段，他开始转向秩序和纪律。

    红军已不象在井冈山时那样是一支兄弟队伍，官兵也不再坐在一起讨论政治问题了。有些官长对政治原则似懂非懂，甚至连一点政治思想都没有，却被吸收为党员，只因为他们是官长。毛批评了这种做法，但是，他有时也只得听之任之。

    在《古田会议决议》中，他主要强调的是纪律。他批判了 “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官长应允许骑马，司令部应比连队配给较大一点的房子。

    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这就象打向李立三和一些年轻留学生的一记耳光。合格党员的一个标志应是“必须没有发洋财的念头”。可如此多的人靠奖学金留学去了，又有如此多的党的领导人到外镀金。把一半的时间浪费在横穿西伯利亚的火车上，他从未放弃自己的观点。在他给林彪(当时是春风得意的年轻军官)的一封信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此信后来取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封写于1930年1月的信，既表达了他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又清楚地表明了毛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

    这时的毛是相当乐观的，他认为，革命的希望就象“躁动子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已可触摸得到。是不是毛已开始赞成李立三形而上学的高潮论?而就在此时，李和中央都十分悲观。毛为此责备他们，他的推理比他的乐观主义更具有打击力。

    斗争随着整个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它的涨落不仅和自己的力量有关，同时也取决于敌人的力量。这是一个简单而又基本的道理。

    1928年初，毛一度十分谨慎，因为军阀之间还没有相互残杀，所以当上海命令他多方出击时，他感到十分吃惊。到1930年，他已敢大胆地行动了。因为这时蒋介石受到两个军阀的攻击，同时日本人也正向中国施加压力。

    1930年3月，共产国际的官僚机构抛出了一条荒诞的消息。他们出版的新闻简报《印象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