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论这个关乎文学的生命的题目之前，按照小说家的习惯，我先讲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绝非虚构，而是我自己。

    在写作之前，我从事绘画。那时我读过大量的书，但从未想过进入文学。我对自己的一生的安排是用色彩呈现心灵。但是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愿望的只能是命运。

    1966年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降临中国。我的一切——从现实到理想全部被摧毁。千千万万人的命运发生恶性的骤变。我不能再画画，因为那时任何个性的艺术活动，都会成为飞来横祸的根由。我的故事，包括我要谈论的题目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这年深冬的一天，一个大风大雪之夜，有人敲我的门。原来是位老友。他在市郊一所中学担任语文教师。quot;文革quot;开始后，他在牛棚里被关了半年，昨天才放出来；他的脑袋像干瘪下来的果子，完全变了模样。在这半年里整他的人全是他的学生。天天逼他交待quot;反动思想quot;，拷打用刑自不必说，最残酷的一招是监视他的梦话。由于那些整他最厉害的几个学生偏偏都是平日与他最贴近的，所以知道他有说梦话的习惯。他们每天夜里轮流值班守在他的床旁，等他睡着后将梦话记录下来，白天再追问这些不知所云的梦话的quot;反动动机quot;。搞得他不敢睡觉，最后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身体彻底地垮掉。那天他把我家里的烟全都抽光，神情痛苦之极。忽然他瞪红的眼穿透浓浓的烟雾直视着我说：

    quot;你说，将来的人会不会知道咱们这种生活?这种处境?如果总这样下去不变，等咱们都死了，还不是靠着后来的作家瞎编?你说，现在有没有人把这些事写下来?当然这么干太危险，万一被发现就要掉脑袋，可是这对于将来的人总有意义……quot;

    就这样，我拿起笔开始了我的写作。

    我要做的首先是把现实、把周围的人的故事如实地记下来。当然我必须绝对保密，我的妻子也略知一二而已。我把这些会使我家破人亡的文字写在一些很小的碎纸块上，然后藏起来。比如砖底、墙缝、烟囱孔、衣柜的夹板等等自认为隐蔽的地方。或者一张张用糨糊粘起来，外边贴上毛主席的语录或quot;文革quot;宣传画挂在墙上。但藏东西的人反而会觉得自己这些地方最不可靠。于是，在这些年里，我一边写一边把藏起来的纸块找出来再藏。有一天，我参加一个公判大会。被枪毙的人中间有一个就是因为秘密地写了一部攻击quot;文化大革命quot;的小说。那一次，我真的怕了，回家后将那些埋藏在各处的纸块尽可能地找出来，撕成碎末，在厕所里冲掉。只将极少最重要的用油纸包好，塞进自行车的车管里。此后我开始又担心我的车丢掉。

    这样过了十年!1976年中国北方的唐山大地震波及我的城市。我的房子塌了。在清理废墟时，我竟发现不少那次没有处理干净的纸块，正当我害怕别人也会发现这种可怕的纸块的时候，quot;文化大革命quot;结束了。

    你们一定认为我会说，我从此写作自由了。我要说的恰恰不是这个。我要从这里谈谈我对写作的自由的看法。

    我的经历有点奇特。因为我是在写作自由等于零的时候开始写作的；我不但没有读者，反而像犯罪那样怕被人看到。我写了至少一百万字，非但没有一个字发表过，反而要把我写的人物换上外国人的名字，上边还故意署上外国作家的名字，如亨利希·曼，纪德，安德烈叶夫等等，以便一旦被人发现就解释为外国文学的手抄本 ——当然这想法既幼稚又悲哀；可是回忆那种写作，我却真正的享受着写作的自由。我不被任何势力所强制，不服从任何人的意志，也没有丝毫商业目的。尽管我身在绝对的思想专制的时代，我的环境充满令人心惊胆战的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