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的话，改头换面算自己的意见。外国哲学家是知识分子里最牢骚不平的人，专门的权威没有科学家那样高，通俗的名气没有文学家那样大，忽然几万里外有人写信恭维，不用说高兴得险的忘掉了哲学。他们理想中国是个不知怎样鄙塞落伍的原始国家，而这个中国人信里说几句话，倒有分寸，便回信赞褚慎明是中国新哲学的创始人，还有送书给他的。不过褚慎明再写信去，就收不到多少复信，缘故是那些虚荣的老头子拿了他的第一封信向同行卖弄，不料彼此都收到他的这样一封信，彼此都是他认为“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不免扫兴生气了。褚慎明靠着三四十封这类回信，吓倒了无数人，有位爱才的阔官僚花一万金送他出洋。西洋大哲学家不回他信的只有柏格森；柏格森最怕陌生人去缠他，住址严守秘密，电话簿上都没有他的名字。褚慎明到了欧洲，用尽心思，写信到柏格森寓处约期拜访，谁知道原信退回，他从此对直觉主义痛心疾首。柏格森的敌人罗素肯敷衍中国人，请他喝过一次茶，他从此研究数理逻辑。他出洋时，为方便起见，不的不戴眼镜，对女人的态度逐渐改变。杜慎卿厌恶女人，跟她们隔三间屋还闻着她们的臭气，褚慎明要女人，所以鼻子同样的敏锐。他心里装满女人，研究数理逻辑的时候，看见aposteriori那个名词会联想到posterior，看见×记号会联想到kiss，亏得他没细读柏拉图的太米谒斯对话（timaeus），否则他更要对住×记号出神。他正把那位送他出洋的大官僚讲中国人生观的著作翻成英文，每月到国立银行领一笔生活费过极闲适的日子。董斜川的父亲董沂孙是个老名士，虽在民国作官而不忘前清。斜川才气甚好，跟着老子作旧诗。中国是出儒将的国家，不比法国有一两个提得起笔的将军，就要请进国家学院去高供着。斜川的将略跟一般儒将相去无几而他的诗即使不是儒将作的，也算得好了。文能穷人，所以他官运不好，这对于士兵，倒未始非福。他作军事参赞，不去讲武，倒批评上司和同事们文理不通，因此内调。他回国不多几天，想另谋个事。

    方鸿渐见董斜川像尊人物，又听赵辛楣说是名父之子，不胜倾倒，说：“老太爷沂孙先生的诗，海内闻名。董先生不愧家学渊源，更难得是文武全才。”他自以为这算得恭维周到了。

    董斜川道：“我作的诗，路数跟家严不同。家严年轻时候的诗取径没有我现在这样高。他到如今还不脱黄仲则，龚定庵那些乾嘉习气，我一开笔就做的同光体。”

    方鸿渐不敢开口。赵辛楣向跑堂要了昨天开的菜单，予以最後审查。董斜川也向跑堂的要了一支秃笔，一方砚台，把茶几上的票子飞快的书写着。方鸿渐心里诧异。褚慎明危坐不说话，像内视着潜意识深处的趣事而微笑，比了他那神秘的笑容，蒙娜丽莎（MonaLisa）的笑算不得什么一回事。鸿渐攀谈道：“褚先生最近研究些什么哲学问题？”

    褚慎明神色慌张，撇了鸿渐一眼，别转头叫赵辛楣道：“老赵，苏小姐该来了。我这样等女人，生平是破例。”

    辛楣把菜单给跑堂，回头正要答应，看见董斜川在写，忙说：“斜川，你在干什么？”

    董斜川头都不抬道：“我在写诗。”

    辛楣释然道：“快多写几首，我虽不懂诗，最爱看你的诗。我那位朋友苏小姐，新诗做得非常好，对旧诗也很能欣赏。回头把你的诗给她看。”

    斜川停笔，手指拍着前额，像追思什么句子，又继续写，一面说：“新诗跟旧诗不能比！我那年在庐山跟我们那位老世伯陈散原先生聊天，偶尔谈起白话诗。老头子居然看过一两首新诗。他说还算徐志摩的诗有点意思，可是只相当于明初杨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怜了。女人做诗，至多是第二流，鸟里面能唱的都是雄的，譬如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