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旧的几个人，这就是所谓“古义和“中”而已，如加上“今”和“外”这两部分去，便成功了。他于旧人旧科目之外，加了戏曲和小说，章太炎的弟子黄季刚，洪宪的刘申叔，尊王的辜鸿铭之外，加添了陈独秀、胡适之、刘半农一班人，英文之外也添了法文、德文和俄文了。古今中外，都是要的，不管好歹让它自由竞争，这似乎也不很妥当。但是在那个环境里，非如此说法，“今”与“外”这两种便无法存身，当作策略来说，也是必要的。但在蔡孓民本人，这到底是一种策略呢，还是由衷之言？也还是不知道（大半是属于后者吧），不过在事实上是奏了效，所以就事论事，这古今中外的主张，在当时说是合时宜的了。

    但是，他的成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学校里边先有人表示不满，新的一边还没有表示排斥旧的意思，旧的方面知首先表示出来了。最初是造谣言，因为北大最初开讲元曲，便说在教室里唱起戏文来了，又因提倡白话文的缘故，说用当教科书了。其次是旧教员在教室中谩骂，别的人还隐藏一点，黄季刚最大胆，往往昌言不讳。他骂一般新的教员附和蔡孓民，说他们“曲学阿世”，所以后来滑稽的人便给蔡孓民起了一个绰号叫做“世”，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去“阿世”去。知道这个名称，而且常常使用的，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诸人，鲁迅也是其中之一，往往见诸书简中，成为一个典故。报纸上也有反响，上海研究系的《时事新报》开始攻击，北京安福系的《公言报》更加猛攻，由林琴南出头，写公开信给蔡孓民，说学校里提倡非孝，要求斥逐陈胡诸人。蔡答信说，《新青年》并未非孝，即使有此主张，也是私人的意见，只要在大学里不来宣传，也无法干涉。林氏老羞成怒，大有借当时实力派徐树铮的势力来加压迫之势，在这时期五四风潮勃发，政府忙于应付大事，学校的新旧冲突总算幸而免了。

    我与蔡孓民平常不大通问，但是在一九三四春间，却接到他的一封信，打开看时乃是和我茶字韵的打油诗三首，其中一首特别有风趣，现在抄录在这里，题目是－－《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寿韵》，诗云：

    新年儿女便当家，不让沙弥袈了裟。（原注，吾乡小孩子留发一圈而剃其中边者，谓之沙弥。《癸已存稿》三，“精其神”一条引经了筵阵了亡等语，谓此自一种文理。）

    鬼脸遮颜徒吓狗，龙灯画足似添蛇。

    六么轮掷思赢豆，数语蝉联号绩麻。（吾乡小孩子选炒蚕豆六枚，于一面去壳少许，谓之黄，其完好一面谓之黑，二人以上轮掷之，黄多者赢，亦仍以豆为筹马。以成语首字与其他未字相同者联句，如甲说“大学之道”，乙接说“道不远人”，丙接说“人之初”等，谓之绩麻。）

    乐事追怀非苦话，容吾一样吃甜茶。（吾乡有“吃甜茶，讲苦话”之语。）

    署名则仍是蔡元培，并不用什么别号。此于游戏之中自有谨厚之气；我前谈《春在堂杂文》时也说及此点，都是一种特色。他此时己年近古希，而记叙新年儿戏情形，细加注解，犹有童心，我的年纪要差二十岁光景，却还没有记得那样清楚，读之但有怅悯，即在极小的地方，前辈亦自不可及也。

    此外还有一个人，这人便是陈仲甫，他是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也是在改革时期的重要脚色。但是仲甫的行为不大检点，有时涉足于花柳场中，这在旧派的教员是常有的，人家认为当然的事。可是在新派便不同了，报上时常揭发，载陈老二抓伤妓女等事，这在高调进德会的蔡孓民，实在是很伤脑筋的事。我们与仲甫的交涉，与其说是功课上，倒还不如文字上为多，便是都与《新青年》有关系的，所以从前发表的一篇《实庵的尺犊》，共总十六通，都是如此，如第十二是一九二0年所写的，末尾有一行道：

    “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