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汲引人材，从古无以刀锯斧锁随其后者。至清代乃兴科场大案，草管人命，无非重加其罔民之力，束缚而驰骤之。”又云：

    “汉人陷溺于科举，至深且酷，不惜借满人屠戳同胞，以泄其多数侥幸未遂之人年年被摈之愤，此所谓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者也。”孟君耆年宿学，而其意见明达，前后不变，往往出后辈贤达之上，可谓难得矣。二十六年华北沦陷，孟君仍留北平，至冬卧病人协和医院，十一月中我曾去访问他一次，给我看日记中有好些感愤的诗，至次年一月十四日，乃归道山，年七十二。三月十三日开追悼会于城南法源寺，到者可二十人，大抵皆北大同人，别无仪式，只默默行礼而已。我曾撰了一副挽联，词曰：

    “野记偏多言外意，新诗应有井中函。”

    因字数太少不好写，又找不到人代写，亦不果用。北大迁至长沙，职教员凡能走者均随行，其因老病或有家累者暂留北方，校方承认为留平教授，凡有四人，为孟森、马裕藻、冯狙苟和我，今孟马冯三君皆已长逝，只剩了我一个人，算是硕果仅存了。

    八、冯汉叔说到了“留平教授”，于讲述孟心史之后，理应说马幼渔与冯汉叔的故事了，但是幼渔虽说是极熟的朋友之一，交往也很频繁，可是记不起什么可记的事情来，讲到旧闻伏事，特别从玄同听来的也实在不少，不过都是琐屑家庭的事，不好做感旧的资料，汉叔是理科数学系的教员，虽是隔一层了，可是他的故事说起来都很有趣味，而且也知道得不少，所以只好把幼渔的一边搁下，将他的佚事来多记一点也罢。

    冯汉叔留学于日本东京前帝国大学理科，专攻数学，成绩很好，毕业后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员，其时尚在前清光绪宣统之交，校长是沈衡山（钧儒），许多有名的人都在那里教书，如鲁迅许寿裳张邦华等都是。随后他转到北大，恐怕还在蔡孓民校长之前，所以他可以说是真正的“老北大”了。在民国初年的冯汉叔，大概是很时髦的，据说他坐的乃是自用车，除了装饰崭新之外，车灯也是特别，普通的车只点一盏，有的还用植物油，乌沉沉的很有点凄惨相，有的是左右两盏灯，都点上了电石，便很觉得阔气了。他的车上却有四盏，便是在靠手的旁边又添上两盏灯，一齐点上了就光明灿烂，对面来的人连眼睛都要睁不开了。脚底下又装着响铃，车上的人用脚踏着，一路发出峥纵的响声，车子向前飞跑，引得路上行人皆驻足而视。据说那时北京这样的车子没有第二辆，所以假如路上遇见四盏灯的洋车，便可以知道这是冯汉叔，他正往“八大胡同”去打茶围去了。爱说笑话的人，便给这样的车取了一个别名，叫做“器字车”，四个口像四盏灯，两盏灯的叫“哭字车”，一盏的就叫“吠字车”。算起来坐器字车的还算比较便宜，因为中间虽然是个“犬”字，但比较哭吠二字究竟要好的多了。

    汉叔喜欢喝酒，与林公译有点相像，但不听见他曾有与人相闹的事情。他又是搞精密的科学的，酒醉了有时候有点糊涂了，可是一己遇到上课学问，却是依然头脑清楚，不会发生什么错误。古人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可见世上的确有这样的事情。鲁迅曾经讲过汉叔在民初的一件故事。有一天在路上与汉叔相遇，彼此举帽一点首后将要走过去的时候，汉叔忽叫停车，似乎有话要说。乃至下车之后，他并不开民却从皮夹里掏出二十元钞票来，交给鲁迅，说“这是还那一天输给你的欠帐的。”鲁迅因为并无其事，便说，“那一天我并没有同你打牌，也并不输钱给我呀。”他这才说道：“哦，哦，这不是你么？”乃作别而去。此外有一次，是我亲自看见的，在“六三”的前几天，北大同人于第二院开会商议挽留蔡校长的事，说话的人当然没有一个是反对者，其中有一人不记得是什么人了，说的比较不直截一点，他没有听得清楚，立即愤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