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须说到牙齿
视剪发的女子,竟和清朝末年之嫉视剪发的男子相同;校长M先生虽被天夺其魄⒂,自己的头顶秃到近乎精光了,却偏以为女子的头发可系千钧,示意要她留起。设法去疏通了几回,没有效,连我也听得麻烦起来,于是乎“感慨系之矣”了,随口呻吟了一篇《头发的故事》。但是,不知怎的,她后来竟居然并不留长,现在还是蓬蓬松松的在北京道上走。
本来,也可以无须说下去了,然而连胡须样式都不自由,也是我平生的一件感愤,要时时想到的。胡须的有无,式样,长短,我以为除了直接受着影响的人以外,是毫无容喙的权利和义务的,而有些人们偏要越俎代谋⒃,说些无聊的废话,这真和女子非梳头不可的教育,“奇装异服”者要抓进警厅去办罪的政治一样离奇。要人没有反拨,总须不加刺激;乡下人捉进知县衙门去,打完屁股之后,叩一个头道:“谢大老爷!”这情形是特异的中国民族所特有的。
不料恰恰一周年,我的牙齿又发生问题了,这当然就要说牙齿。这回虽然并非说下去,而是说进去,但牙齿之后是咽喉,下面是食道,胃,大小肠,直肠,和吃饭很有相关,仍将为大雅所不齿;更何况直肠的邻近还有膀胱呢,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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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即夏历之重九,国民因为主张关税自主,游行示威⒄了。但巡警却断绝交通,至于发生冲突,据说两面“互有死伤”。次日,几种报章(《社会日报》,《世界日报》,《舆论报》,《益世报》,《顺天时报》⒅等)的新闻中就有这样的话:
“学生被打伤者,有吴兴身(第一英文学校),头部刀伤甚重……周树人(北大教
员)齿受伤,脱门牙二。其他尚未接有报告。……”
这样还不够,第二天,《社会日报》,《舆论报》,《黄报》,《顺天时报》又道:
“……游行群众方面,北大教授周树人(即鲁迅)门牙确落二个。……”
舆论也好,指导社会机关也好,“确”也好,不确也好,我是没有修书更正的闲情别致的。但被害苦的是先有许多学生们,次日我到L学校⒆去上课,缺席的学生就有二十余,他们想不至于因为我被打落门牙,即以为讲义也跌了价的,大概是预料我一定请病假。还有几个尝见和未见的朋友,或则面问,或则函问;尤其是朋其⒇君,先行肉薄中央医院,不得,又到我的家里,目睹门牙无恙,这才重回东城,而“昊天不吊”,竟刮起大风来了。
假使我真被打落两个门牙,倒也大可以略平“整顿学风”(22)者和其党徒之气罢;或者算是说了胡须的报应,——因为有说下去之嫌,所以该得报应,——依博爱家言,本来也未始不是一举两得的事。但可惜那一天我竟不在场。我之所以不到场者,并非遵了胡适(23)教授的指示在研究室里用功,也不是从了江绍原(24)教授的忠告在推敲作品,更不是依着易卜生博士的遗训(25)正在“救出自己”;惭愧我全没有做那些大工作,从实招供起来,不过是整天躺在窗下的床上而已。为什么呢?曰:生些小病,非有他也。
然而我的门牙,却是“确落二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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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的一例,如果牙齿健全,决不会知道牙痛的人的苦楚,只见他歪着嘴角吸风,模样着实可笑。自从盘古开辟天地以来,中国就未曾发明过一种止牙痛的好方法,现在虽然很有些什么“西法镶牙补眼”的了,但大概不过学了一点皮毛,连消毒去腐的粗浅道理也不明白。以北京而论,以中国自家的牙医而论,只有几个留美出身的博士是好的,但是,yes(26),贵不可言。至于穷乡僻壤,却连皮毛家也没有,倘使不幸而牙痛,又不安本分而想医好,怕只好去即求城隍土地爷爷罢。
我从小就是牙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