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的资。尽管我没有见到这两位伟大作家，但到达了他们生活过和生活着的地方，置身于他们小说中所描写过的环境，一种亲切的感觉还是油然而。格拉斯和伦茨，他们对我的吸引力比德国这个国家对我的吸引力还要巨大，如果能见到他们，我想这会成为我的隆重的节。

    进入90年代之后，出国已经不再是文坛贵族的专利，作品被翻译成外文，也不再是一件稀罕的事。偶尔也能听到某个中国作家的作品的外文译本在国外获得了这样那样奖项的消息，但中国作家在海外的影响与外国作家在中国的影响比较起来，还是微乎其。

    90年代末，我频繁出国，去促销自己的书，去参加文学的会议，尽管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还不能与西方的文学抗衡，但情况较之80年代我去西德时，显然有了好。譬如我的《红高粱家族》的意大利文本，仅精装本就卖了万余册，法文版的出版三个月就卖了八千册，这样的数目尽管与畅销书不能同日而语，但一部中国作家的小说，在意大利和法国这样人口不多的国家，能有这样的销量，已经是很令人满意。即便在拥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很多小说也只能卖出几千。

    去年我的小说的法文版在法国得了一个文学奖（LAURE·BAtAILLON），我去领奖时通过翻译与参加这次评奖的一个评委沃洛丁进行了简单的交。他本身也是法国的一个很优秀的作。他说这次评奖进入了最终决赛的三部作品都是中国作家的，一部是高行健的，一部是李锐的《旧址》，为高行健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旧址》也是被很多汉学家赞扬过的作品，但评委们最终却选择了我的《酒国。沃洛丁说，他们认为，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文本，尽管它注定了不会畅销，但它毫无疑问地是一部含意深长的、具有象征意味的。这样的评价通过一个法国作家的口说出来，真让我感到比得了这个奖还要高。因为我的这部在中国出版后，没有引起任何的反响，不但一般的读者不知道我写了这样一部书，连大多数的评论家也不知道我写了这样一部。

    时至今日，80年代那种用非文学的眼光来观察中国文学并决定翻译出版的现象依然存在，我认为这是正常的，而且是永远也不可能消除。就像中国的出版社为了利润在不断地制造畅销书一样，西方的出版社也希望能出版给他们带来丰厚利润的。但毕竟是有很多的翻译家和出版社正在默默地工作着，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向西方的读者介绍真正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在新的世纪里，随着中国作家创作自由度的逐步加大，随着作家创作个性的充分展示，必将有更多的佳作出现，假以时日，中国作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将逐步提高，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重要性也将与日俱。我作为一个中国作家，中国是我的最佳创作环。我对我自己的创作充满信心，因为我知道，我用卑下的心态把自己与诸多的作家区别了开。中国向来就有quot;文以载道quot;的传统，许多作家往往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社会地位，错以为自己真是什么quot;灵魂的工程师quot;，肩负着教育人民、为人民代言的重任，这就使他们不自觉地成为了精神的贵族，不自觉地用一种居高临下的眼光来看待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人民，用这样的眼光观察到的生活必然是虚假的生活，用这样的态度写出来的作品必然地是虚伪的、缺少生命力的作。这样的态度，已经被很多作家所抛。也有部分作家，心态狂傲，目中无人，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见、看见了也不愿意承认别人取得的成就，这样的态度，事实上也大大地伤害了他们的写。我相信，中国有不少像我这样的作家，我们弯着腰，像辛勤的农夫一样在文学的田地里耕耘着，我们在积极地劳动着的同时，又虔诚地祈望上帝赐给我们好运气，因此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伟大的作品必将诞生，中国作家与西方作家平等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