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罪，他将被罚以重款，甚至被监禁一年。

    阿道夫百感交集。早在３年前当他还住在曼纳海姆时，他曾请求在维也纳服役，但杳无音讯。刑警赫尔勒要求希特勒在入伍通知上签字。希特勒心烦意乱，抖抖地签上了“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名字。之后，刑警赫尔勒逮捕了他，将他押回总部。次早，他被押解至”奥地利领事馆”。此时，连警方都同情他了。希特勒当时的处境如何，不说自明。总领事也怜惜这个面黄饥瘦、衣着褴褛的青年画家，允许希特勒向林嗣发电，要求将入伍时间延至２月初。次日，林嗣打来复电：“务必于１月２０日报到。”因为当天即为１月２０日，加上对希特勒之惊慌之同情，总领事先生允许他写信向林嗣当局解释。这是一封请求饶恕的信，满是语法错误的句子和错拼的词——它显示出，这个被时运逼得走投无路的青年是何等惊慌和失望。他抱怨说，传票“十万火急”，令他无法处理自己的事务，连洗澡都来不及。

    在传票中，我被说成是个画家。我有权得到这个头衔，但只是在有限的意义上这种说法才正确。不错，本人是靠出卖自己的画为生。因为本人一无所有（家父生前系一公仆），我之卖画是为了能继续学习。作为一个建筑画师，本人仍处在训练阶段，因此，我只能以部分时间作画谋生。我之收入甚微，仅能收支相抵。

    他月收入极不固定，眼下收入微薄，原因是，此时慕尼黑之书画市场，“正在冬眠，而在此地生活或设法生活的画家人数几乎达三千”。他解释说，早在１９１０年就曾向维也纳当局申请入伍，接着，他便描绘了一幅他如何在维也纳挣扎的可怜的图景。

    那时，我年轻，缺乏经验，又得不到经济援助，而我又极自尊，不愿向人开口求助或行骗。在孤立无援，只能自食气力，所得的几文钱，也仅能夜求一宿。那两年，我唯一的女友是“忧愁”和“需要”，而除了饥肠外，我也没有别的同伴。我从不知“青春”这个美丽的字眼为何物。５年后的今天，我的记忆依然是长满冻疮的手指、手背和脚。然而，当我忆起那段岁月时，我不免多少有点喜悦，因为我已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虽然我贫困不堪，我周围的人物也常值得怀疑，我却保持了洁白无瑕的名声，在法律面前我也无罪。除未向军方报到外，本人问心无愧，而未报到之原因则又是本人一无所知。我应负责的仅此一项。如要罚款，小额罚款也还足够，本人也情愿支付此款。

    他的托词是软弱无力的，但他成功地利用了总领事的同情心。于是，总领事写了一封便笺，随同希特勒的信一同发出。该便笺写道，总领事与慕尼黑警方均可证明，希特勒是诚实可靠的。由于希特勒似乎“极需适当对待”，总领事建议希特勒前往萨尔茨堡报到。无需远涉林嗣。待林嗣当局同意后，希特勒遂于２月５日，由领事馆出资，前往萨尔茨堡。当局发现，希特勒“身体太弱，不适宜于执行战斗或辅助兵役，无法荷枪。”他瘦弱的体格使他无资格服役。

    阿道夫于是又回到了自己的房内，继续靠绘制招贴画和出售画作为生。然而，到６月２８日，他的强行挣扎的画家生活和成为建筑师的希望终于破灭了。那天，他在室内，忽然听见下边的街道上人声鼎沸。他连忙跑下楼梯去看个究竟。途中，波普太太激动地喊道：“奥地利的皇位继承人，弗朗兹·斐迪南大公被人暗杀了！”希特勒将她拨开，冲到街上，挤进人群。街上，人们把一块木牌围得水泄不通，木牌上写道，谋杀大公及其夫人索菲亚的凶手是一个年轻的塞尔维亚恐怖主义者，名叫加夫利洛·普令西普。希特勒早年在维也纳首次询访下议院时就产生了的对斯拉夫人的一切事物所怀的根深蒂固的仇恨，现在又得以复活。

    在维也纳，愤怒的人群已开始涌向塞尔维亚租界。有些政界头目感到，这场悲剧将在欧洲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