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被送进一所野战医院。他的伤势（第一次）并不重，但在病房内，他患了一种惊骇症，几乎使他“惊”倒。事情是这样的：他躺在病床上，猛然听见一个德国女人——一个护士，在跟他说话。“这是两年来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不久，他便上了一列开往德国去的救护火车。“运送我们回家的火车越开近边界，每人内心便越不安。”他终于看到了第一所德国房子——“其它的高高的屋顶和漂亮的百页窗就可看出，祖国！”

    他进了位于柏林西南的一所陆军医院。在经历了一段战壕生涯后，对他，医院里那洁白的病床真是巨大的改变，开始时“我们不敢往上躺”。慢慢地，他习惯了这种舒适的环境，但对某些人身上的犬儒主义却看不顺眼。一到他能起身走动时，他便获准在柏林度周末。他看到的是饥饿和“赤贫”，以及在鼓动人们争取和平的“无赖”。

    两月后，他出院了。他被调至慕尼黑的一个补充营。根据，在这里他终于找到了士气为何崩溃的答案。

    是犹太人！在后方密谋让德国倒台的就是他们！“几乎每个职员都是犹太人、几乎每个犹太人都是职员。这些选民中竟有这许多勇士，这不免使我大吃一惊，不得不将他们与在前线少得可怜的几名代表作一比较。”他也深信，“犹太人的金融”掌握了德国的生产。“这只蜘蛛正开始慢慢地吸吮人民细胞中的鲜血。”

    在前线，他的同志们从未听他这样说过。表面上，他也并不比别人反犹。有时，他也会说上一二句不痛不痒的话，诸如“假若所有犹太人都不比斯坦（电话接线员）聪明，那就不会有麻烦。”每当谈起维也纳和犹太人无所不至的影响，据维斯登基希纳的回忆，希特勒并不带什么“恶意”。事实上，施密特从未听他谈论这一话题；魏德曼中尉也未听说过（说真的，我不相信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是那时产生的）。

    希特勒讨厌慕尼黑了。他觉得，补充营的气氛实在可憎。

    谁也不尊敬前线下来的士兵。这些人对希特勒在战壕里受过的苦难毫无认识。他渴望回到自己人中间去，遂于１９１７年１月致函魏德曼中尉说，他已“康复，可再次服役”，希望“回到原来的团和原来的同志中间去”。３月１日，他回到了十六团，受到了官兵们的热烈欢迎。爱犬“小狐狸”欢喜若狂——“它疯狂地朝我起来。”吃晚饭时，连队的炊事员做了一顿特别的饭菜为他接风，有面包、果酱和糕点。希特勒终于回到了属于他的“家”。当晚，他手持手电筒，对着刺刀大骂叛贼，在外边瞎转了几个小时——后来，有人朝他扔了一只靴子，他才回房睡觉。

    数天后，全团开赴阿拉斯地区，准备发动另一次春季攻势。但希特勒仍有闲暇作画，画了不少水彩画，内容皆系对他有意义的战场景象。（*在他的未出版的日记中，舞台设计家戈顿·克勒格说，希特勒这些战时的画作具有高度的艺术性，他之所以赞赏也可能是出自感激之情，因为希特勒曾把他从饥饿中解救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住在巴黎，希特勒常买他的画。）那年复活节，他的艺术转向群众。他用石灰将煤球涂成白色，在团长的花园里摆成“１９１７年复活节快乐”一语。几个月后，十六团又来了一个新团长弗赖赫尔·冯·图波夫少校。新团长是个少壮派人物，有活力，一到任便重整军纪。他不但使官兵们难堪，还敢让他们批评上级。为了消除受挫折的闷气，图波夫出门狩猎，希特勒是赶兽出林者之一。就在紧连前沿的林中，希特勒手持长棍爬来爬去，整整爬了两个钟头，又叫又喊，替团长赶野兔出林，供团长射击（１６年后，希特勒将团长提升为将军）。

    尽管服役时间长，战斗也勇敢，希特勒仍然是班长。据魏德曼说，其中一个原因是，希特勒“缺乏领导才干”。另一个原因是他不拘小节，行为草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