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极左派团体“斯巴达克斯团”（斯巴达克斯系一奴隶，反叛罗马人统治的领袖），在起义水兵的协助下，走上街头闹革命。这却不是慕尼黑式的有秩序的起义。到圣诞节前夕，首都已近无政府状态。其它城市也揭竿而起，但势头没有如此猛烈。在全德国，军事和警察机构开始崩溃。

    由于权威的消失，一股新的势力突然兴*？——即所谓的“自由兵团”。这个兵团系由部队内的右翼积极分子组成，具有希特勒那种保卫日耳曼帝国不受赤色分子破坏的热情。

    由出生于希特勒时代的德国的新一代组成的“自由兵团”，为采取今天的行动，曾有过两次准备。其一，是战前的青年运动，即所谓的“候鸟运动”。这些年轻人常穿起五光十色的衣服，到处游逛，以寻求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大都来自富裕阶层，鄙视从他们中产生出来的自由资产阶级社会。他们坚信，“父母的宗教信仰是虚伪；政治是吹牛和微不足道；经济是无耻和欺骗；教育是老一套和缺乏生气；艺术是淡而乏味又多愁善感；文学是虚假和商业化；戏剧是庸俗而千篇一律。”他们认为，家庭生活约束了人，且不真诚。他们也认为，两性关系，不管是婚内婚外，“贯穿着虚伪”。他们的目标是要建立起一种青年文化，以反对资产阶级的家庭、学校和教堂的三位一体制。

    这些年轻人常围着篝火，席地而坐，在一个首领指挥下，高唱《自由战士之歌》。有时，他们或无言地注视着篝火，以寻找“林中信息”，或倾听某同伴朗读尼采或斯特潘·乔治著作中的激动人心的段落，诸如：“人民与至高无上的智慧渴望着人——行动！……也许，在你的杀人犯中端坐了多年，在你的狱中昏睡多年的某个人就会一跃而起，完成这一行动！”

    他们靠神秘主义而昌盛，在理想主义驱使下，渴望行动——任何一种行动。

    行动，他们在大战中找到了。也许，这就是他们，与希特勒一样，坚信祖国的事业之正义性的原因。战场生活，使官兵关系更加密切，形成一种共患难同流血的手足之情。士兵们对领导他们进行交手搏斗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他们而言，他不是指挥官，而是元首！而他们是他的同志！他们对他盲从，如有必要，可跟他下地狱。”他们一同在前线缔造了迄今为止德国尚不存在的民主关系。几英里长的战壕，与世隔绝，事实上成了“以火焰作墙的修道院”。

    这些前线来的同志，这些旧日的“候鸟”，与希特勒一样，觉得投降是耻辱，对国内阵线不信任，因为它正在堕落为布尔什维主义。军方曾在报上和路牌上宣布“斯巴达克斯团”的危险尚未消除，号召士兵们起来，加入“自由兵团”“阻止德国变成全球的笑柄”。对此，老兵们会热烈予以响应，这就可以理解了。

    正当这支不法的部队在组建时，“斯巴达克斯团”，在许多柏林人的赞同下，也在夺取柏林。他们控制了许多公共设施，交通运输，以及兵工厂。１９１９年１月３日，处在绝望中的埃尔伯特政权解除了警察局长的职务，原因是他同情“斯巴达克斯团”，不久前还支持水兵叛乱。此时已公开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斯巴达克斯团”，为了进行报复，公开号召革命。柏林的工人热烈响应这一号召。６日上午，２０万身背武器打着红旗的工人，从亚历山大广场出发向荻埃尔加登集结。寒冷与大雾并未使他们的情绪低落。他们将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前进报》的工作人员以及乌尔夫电讯局的工作人员抓来。总理府大楼也被愤怒的人群包围——埃尔伯特及其同僚就躲在里边。

    到次日上午，共产党人已端坐在布兰登堡大门上的雕像旁。在文特登林登，在科尼希大街，在萨洛登伯格大街，他们的步枪已是铺天盖地。除有战略意义的火车站已被占领外，政府印刷大楼和波佐酿酒厂也被占领。不到２４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