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巴伐利亚人看来，库尔特·埃斯纳是革命的典范，众多人相信，他是靠莫斯科的金钱资助才闹革命的。恰恰相反，在１１月那历史性的一天，他口袋中才有１８个马克。事实上，他是残酷而实用主义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反面。他虽是在管理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但他仍像在他最喜欢的咖啡室里一样。埃斯纳企图建立的并不是共产主义，甚至连社会主义也不是，而是一种独有的急进民主。他是政治家里的诗人，企望一个美的、光明的、有理性的统治。他更像雪莱而不像马克思。正沿着被人遗忘的道路走下去。１月的选举为中产阶级的政党带来了巨大胜利，以及让他辞职的普遍要求。

    在醒悟到自己的事业已无望后，他于２月２１日清晨草拟了一项声明，宣布辞职，但在前线兰塔克递交辞呈的半途，遭安东·阿科瓦利公爵暗杀。阿科瓦利公爵是个青年骑兵军官，因母亲是犹太人，遂被反犹集团打了下去。埃斯纳本可在一小时内卸职，其统治也可被走中间路线的政府代替的。暗杀带来了阿科瓦利最恐惧的后果，另一次往左走的浪潮。不久前还几乎遭到所有人鄙视和反对的埃斯纳，顷刻间便成了烈士和无产阶级的圣人，革命也随之苏醒。工人士兵中央委员会宣布戒严，并任命了以阿道夫·霍夫曼（曾当过师）为首的完全社会主义的政府，还宣布进行总罢工，晚７时开始宵禁。由于学生们在为他们的英雄阿科瓦利欢呼，慕尼黑大学被关闭。

    两星期后，第三国际在莫斯科举行大会，一致通过了建立共产国际的决议。在接踵而来的欢庆胜利的活动中，列宁号召各国工人起来，强其他们的领导人从俄国撤军，恢复外交和商业关系，并用大量派遣工程技术人员和指导员的办法，协助重建这个刚长羽毛的国家。

    那时，柏林正响应世界革命的号召。前一天，柏林工人置共产党之命令于不顾，倾巢出动至市中心，进行示威游行和掠劫。在“红色水兵联盟”和其它激进军事集团的参与下，他们占领了当地３０个警察局；水兵们包围了位于亚历山大广场的警察总署，该署由“自由兵团”的几个步兵连守护。次日，“工人委员会”的１５００名代表，以压倒多数的票数，赞成总罢工的号召。首都动弹不得；无电，无交通运输。

    革命者全集结于东城。他们在主要的关卡架起机枪。为了进行反扑，国防大臣诺斯克使用了新近才赐给他的专制权力，于３月５日从“自由兵团”调遣了３万名军队进城。叛乱者被挨座楼房驱走；柏林的酒吧间、舞厅和酒馆等，则仍正常开业。

    柏林在进行激烈的巷战。一方用的是大炮、机枪和飞机扫射；另一方用的是步枪和手榴弹。经４天激战后，诺斯克宣布，“凡持武器反抗政府军者就地枪决。”于是，数以百计的工人依墙而立，未受审判便被处决。有１５００多名革命者被打死，至少有１万人受伤。然而，叛乱精神继续在全德国蔓延。在萨克森，政权由激进派掌握；鲁尔盆地处于被包围状态。芝加哥《每日新闻》代办处的记者本·赫希特发电称：

    “德国正患神经病，没有精神健全的东西可报。”

    慕尼黑也处在另一次革命的边缘。这次革命是在布达佩斯一次政变的鼓舞下发生的。３月２２日，有消息传来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人民阵线，以工农兵委员会的名义，已夺取了匈牙利的政权，成立了以不知名人士贝拉·昆为首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贝拉·昆本人是犹太人，在３２名委员中，有２５名也是犹太人。因此，伦敦的《泰晤士报》便将这个政权称为“犹太黑手党”。贝拉·昆的胜利，使慕尼黑左翼分子的胆子壮起来了。４月４日傍晚，委员会的代表们踏着厚达２０英寸的大雪（多年未见的大雪），艰难地行走在街道上。他们的目的地是离希特勒战前住所仅两座房子开外的罗文布劳大厦——在这里，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