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共和国保护法》的辩论，以及魏玛和巴伐利亚之间不断加宽的裂痕，孕育了另一次政变的计划。政变的策动者是慕尼黑一个不知名的保健官员奥托·彼庭格医生。他计划依靠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其他民族主义组织的援助，推翻巴伐利亚政府，代之以前总理冯·卡尔的独裁政权。

    于是，库尔特·卢德克，即希特勒新近收留的皈依者，便受命前往柏林地区向可能合作的密谋者传达最后的指示。他越过北德，以“德国的保罗·里维尔的面目出现”，把民族主义者们从床上揪起来——后来得悉，巴伐利亚并未发生任何情况。他乘火车返回慕尼黑——１９２２年９月底——立刻驱车赶到彼庭格的总部，刚好遇上这个医生。“这就叫政变吗？”卢德克指责说。但是，“戴着眼镜，神态高傲”的彼庭格，对他置之不理，坐上“麦塞蒂斯”牌轿车，到阿尔卑斯山度假去了。他的起义消声匿迹了。只有社会主义工人党准备继续前进，而他们的领袖却又被迫躲藏起来。

    卢德克在一间破阁楼里找到了希特勒。与他作伴的是一条巨犬和卫兵格拉夫。“我已作好了准备——我的人也作好了准备！”他怒气冲冲地对卢德克说，“从此以后，我要独行*？事了。”即使无人跟随，他单枪骑马也要自己干了。“再不要什么彼庭格之流了，再不要什么祖国社会了。一个党，只有一个党。这些君子先生们，这些公爵爷们和将军们——他们什么也干不了。我干。我一个人干！”

    那年早些时，希特勒曾向阿瑟·摩勒·布拉克（他正在写一本名为《第三帝国》的书）承认：“你有的一切我都没有。你为德国的复兴创造精神食粮，我不过是个鼓手、一个召集人而已。让我们合作吧。”摩勒拟议中的是一个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自治国，因而拒绝了希特勒的要求。他对一同事说：“那家伙永远也掌握不了它。我宁愿自杀也不愿看见他在办公室里。”

    从彼庭格丢脸的起义中得到的教训使希特勒坚信，他必须作为元首自行其事。这个想法使卢德克非常兴奋，并建议党采用墨索里尼的技巧——墨索里尼正力图使自己成为意大利的领袖。他的法西斯运动是民族主义的，也是社会主义的和反布尔什维克的；他的黑衫党新近还占领了拉维纳和意大利的其他城市。卢德克毛遂自荐，愿代表希特勒前往意大利，看看墨索里尼是否能成为有价值的盟友。

    在米兰，墨索里尼隆重地接待了卢德克，即使他从未听说过希特勒其人。关于凡尔赛条约和国际金融问题，他同意希特勒的看法，但在对付犹太人的措施问题上，他却支支吾吾。卢德克印象最深的是，当墨索里尼被问到假如意大利政府不屈服于他的要求，他是否会动武时，他作了最肯定的回答。“我们将成为国家”，他的口气强硬，似乎他是君主，“因为这是我们的意志。”

    卢德克热情地向希特勒作了汇报。他说，墨索里尼有可能在几个月内夺取意大利。他还证实，法西斯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两者都是炽烈的民族主义，都是反马克思主义和反议会主义的，两者都是为建立一个崭新的秩序而献身的。另外，两个领袖也很相似。两人都来自人民，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

    最令希特勒感兴趣的是墨索里尼拟使用暴力夺取政权。卢德克回忆说：“当他听到黑衫党开进并占领被布尔什维克化的城市，当地守军保持中立，有些地方甚至还宽宏大量安排黑衫党住宿时，他好像若有所思。”它证明了靠胆略能取得多大的胜利！

    在墨索里尼的成功鼓舞下，加上巴伐利亚全境给他的支持越来越大，希特勒便决心于当年秋天显示其武力。他选择了上巴伐利亚一个叫科堡的小城为起义地点，该城位于慕尼黑以北约１６０英里处。那天，当地的几家民间协会组织活动，庆祝“德国日”，主宾是科堡公爵和公爵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