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1923

    到了１９２２年，希特勒已在自己周围集中了各个阶级的人士，他们的文化程度与职业也大相径庭。尽管程度有所不同，所有人都与他一样，赞同民族主义，恐惧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两名飞行员：赫尔曼·戈林，此人曾是一流的战斗机飞行员，是赫赫有名的“里希特霍芬飞行团”的最后一名指挥官；另一名是鲁道夫·赫斯，此人在战争初期是希特勒所在团的一名军官，战争结束时成了一名飞行员。虽然两人都出身富裕家庭，两人都坚信希特勒是德国之前途的答案，但两人在外貌上，性格脾气上都显著不同。

    戈林为人轻浮，装腔作势，性格外向，易与人交友，且常常能左右友人。他的父亲曾当过区法官，后被俾斯麦委任为帝国西南非委员。他结婚两次，有８个孩子。戈林排行倒数第二，是个学者，但对此他毫不在乎，意在从戎为国效劳。通过他的教父的关系，他加入了”普鲁士皇家青年军”，在战斗中出了名，在参加了第２７次空战后，获得了一枚最高军事奖章“功勋奖章”。停战后，他成了瑞典航空公司的一名飞行员，与一有夫之妇卡琳·冯·坎佐订了婚。卡琳的父亲出身瑞典的贵族，母亲则出身于爱尔兰一酿酒家庭。一俟她最后办妥离婚手续，他俩便立即结婚。

    戈林原可在瑞典安生度日的，但他急欲返回德国，以“洗雪凡尔赛的耻辱，雪失败之耻，铲除通过普鲁士心脏的长廊”。他考进了慕尼黑大学，学的是历史和政治学，但更使他感兴趣的却是现实中的政治。为此，他曾拟在经沙场考验的军官中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党。“我记得，他们曾开会讨论为这些军官提供膳宿的问题。‘你们这些笨蛋！’我对他们说，‘难道你们认为，一个干练的军官会找不到一张床来睡觉吗？连一个漂亮姑娘的床也找得到！他妈的，眼下还有更紧要的事情呢！’不知谁老着脸皮，我在他头上给了一下子。当然了，大家哄堂大笑，会议也就结束了。”他领导革命的企图也就到此告终。直到１９２２年秋天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他才找到一个值得追随的人。这次大会在科尼希广场召开，目的在于抗议盟国让德国交出所谓战犯的要求。各党派的发言人纷纷上台。

    后来，群众在高喊，“希特勒！”事有凑巧，原来希特勒正站在戈林和卡琳的附近（他们已在年初结婚），他们偶然听到他说，他根本不想“给这些驯服的资产阶级海盗讲话”。那时，希特勒身穿军大衣，腰间扎着皮带。他身上的某种东西感染了戈林，于是，戈林便在纽曼自助餐馆参加了一次党的会议。

    “我在后边坐着，不敢冒昧。我记得，那次会议有罗森堡。希特勒对为何未作发言作了解释。他说，那样不痛不痒地讲，哪个法国人也不会失去睡觉的机会的。你必须用刺刀支撑你的威胁。是的，这才是我要听的。他要建立的是一个能使德国富强、能粉碎凡尔赛条约的政党。‘不错’，我对自己说，‘这才是适合于我的党！打倒凡尔赛条约！他妈的，这才合我的胃口！’”

    在党的总部，他填了一张入党申请表。这样一位战争英雄竟出现在这样一个破旧的办公室里，这肯定引起了轰动。他回忆道，“反正有人告诉我说，希特勒想立刻见我。”风度翩翩的戈林，希特勒只要看上一眼就足够了。站在他跟前的是这样一个北欧人：闪闪发光的碧眼，又高又细的身材，粉红中带白的皮肤。“他告诉我，正当他要找人来管理冲锋队时，我正好去找他。这完全是运气。”他们同意一月后再宣布，但戈林却立即投入了冲锋队的训练工作，且作为一军事组织进行训练。“‘军队！’我对众人说，‘这是军队！’”

    看上去，他是不折不扣的日耳曼人，但是，按希特勒的标准，他还不是个种族主义者。事实上，他的许多朋友都是犹太人。戈林之所以加盟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