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成为德国的领袖，并把它从目前的痛苦中解放出来的。孩子原以为希特勒是睡在水泥地上，只有老鼠和他作伴。但现实却令他失望。阿道夫叔叔的牢房俯瞰着一个花园般的后院，非常普通。两个大人谈话时，孩子就坐在一张小桌子上。他们谈得非常热烈。孩子只记得，阿道夫叔叔的嗓门很响，有回音，连小桌子也在颤动。希特勒登上一把椅子，从一个大棕色衣柜的顶端摸出一盒小甜点心，请来访者喝茶。

    如果说法庭上的这些官员受到了希特勒的影响，奥斯瓦尔德·史本格勒则不然。在当天举行的一次讲演中，他嘲笑纳粹喜欢旗帜、游行和口号。“毫无疑问，这些东西可使感情得到满足，但政治却与此不同”。他把此次审判描绘成为“不足道的希特勒案”。它仅证实了他的观点：希特勒是潜在的凯撒。

    次日，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对其他被告进行讯问上，但到了２月２８日，希特勒再次左右了审判。在闭庭后的一次讯问中，他放肆地描述了柏林和慕尼黑是怎样受红色政权腐蚀的。“在慕尼黑，你就可找到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不是健康群众的觉醒，我们就永不能从红色时代中解放出来。”他的话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更促使他大声地为其提出向柏林进军一事进行辩护。

    随着审判的发展，希特勒继续以其滔滔雄辩和精明战术左右着法官们。与此同时，鲁登道夫成了这出戏中的次要人物，他对其他被告的怨恨也越来越明显。“希特勒将我引入歧途”，在审判后他向汉斯·弗兰克抱怨说，“他向我撒谎。在他的发疯的起义前夕，他告诉我陆军百分之百支持起义……他不过是个演讲家和冒险家而已。”他怨恨的也许是，这位演讲家和冒险家，这位可鄙的下士，其行动比这位将军更像一个传统的大丈夫军官。希特勒承担了一切责任；鲁登道夫则不断地逃避责任。他举止傲慢，不时谩骂律师和法官，好像这是个军事法庭，而他是主宰者似的。“他用操场上的语调，斥责法庭”，英国记者Ｇ·霍德·普顿斯回忆道。“每个字都严厉粗鲁。当他把蛮横的语调升高时，坐在中间位子上的小个子首席法官全身发抖，山羊胡子也抖动得很厉害，不得不用手将它摁住。”

    只有起义者才需要的审判结束了。希特勒虽然赢得了一场宣传战，自己却被抛回牢笼。他知道，他要在那里服刑４年半。在德国一大部分公众和西方世界看来，对叛国罪和武装叛乱罪的判决，已轻到了荒谬的地步。伦敦的《泰晤士报》*？论说：“无论如何，此次审判表明，反对帝国宪法的阴谋，在巴伐利亚并不被认为是个严重的罪行。”

    每天闭庭后，希特勒便被押回同一楼房的囚室内。就是在这里，那两个死对头——罗森堡和汉夫施坦格尔探访了他。罗森堡给他带来了不愉快的消息：地下党的一股强大势力坚持要作为联合的民间组织的一部分参加春季大选。这个主意对像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即兰舒特来的吸毒者）那样的人说来是很具吸引力的，因为这似乎可以把党的活动扩展到德国北部。斯特拉塞尔说服了罗森堡，党应该参与全国的政治，希特勒却嘲笑了这一主意。他觉得，在国社党处在非法时期并濒于解体边缘的情况下，联合尤其危险。另外，如果这样做，他就得从狱中授权。狡猾的希特勒明白，他所授以的权力很容易丢失。最安全的办法莫过于让党停止活动，待他出狱后再说。希特勒的反对意见是以讽刺的形式表达的：如果党以民间组织的名义参加大选，那是多大的降格！“我告诉他”，罗森堡回忆说，“如果用国社党的名义，准备工作就来不及。我们只须等待，到时再在合法的基础上将党改组。”罗森堡离去时，认为希特勒已勉强同意，开始为党的一次危险的分裂铺平道路。

    冯·洛索夫将军鄙夷不屑地宣称，希特勒仅堪扮演政治吹鼓手的角色。希特勒大声辱骂洛索夫，声音之大使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