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及尔后的多次讲演中，希特勒好像在遵循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的社会主义路线；在攻击资本主义和腐朽的资产阶级时，他甚至使用了左派的语言。但是，他却把将城市工人争取到国社党一边来的战斗锋芒留给了一位更有资格的人去承担。约瑟夫·戈培尔早已去了柏林，走时，他肩背一个旧书包（里边只有两套外衣，几件衬衣，几本书和一叠手稿），买的是三等火车票。抵达后，他发现，柏林区的党组织混乱不堪。他后来写道，“在那些日子里，柏林的所谓党组织根本名不副实，五花八门的人凑在一起，具有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只有几百名。”他的说法虽然比他在日记中所记载的要不符合实际得多，但这绝不是夸大其词。在首都，党的会议常常变成叫骂比赛，抽耳光之举成了家常便饭。一次，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与一名叫哈格曼的发生争吵，两人吵得面红耳赤，最后竟以提出决斗而告终。

    摆在戈培尔面前的任务，很明显，是极端困难的。在他所管辖的近千名党员中“除了彼此不和外”，在街道，还遭到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反对。当时的区党部设在波茨坦大街一座大楼内的“肮脏的地下室里”。“简直乱透了。财政被弄得乱七八糟。柏林党区那时啥也没有，有的是债务。”这种情况不但没有令戈培尔泄气，反而使他倍受鼓舞。他将总部迁至一个较好的地方，开始正常办公，还健全了财会制度——由他亲自管理。到１９２７年２月，区党部不但全部偿还了债务，而且还有１万马克左右的固定资产，还拥有一辆旧车。

    戈培尔觉得，现在该是壮大党的组织的时候了。为此，他就得引起厌倦的公众的注意。“柏林人需要耸人听闻的东西，就像鱼需要水一样”，他写道，“他们靠此过日子。若不认识这点，任何政治宣传都是无的放矢。此后，或写文章，或发表讲演，他都尽量迎合柏林人的口味。文章和讲稿都写得干脆利落，生动活泼。他的冲锋队则在街头找赤色分子寻衅——尤其是在他们有理时。他的理论是“能征服街道者，定能征服群众；征服了群众也即征服了国家。”

    据房东太太说，凡作讲演，他必先在大镜前练习其姿势，一练就是几小时。上台后，他果然大有长进；不久，他便熟练地掌握了各种各样的风格，在会议开始前，他总要问清听讲的对象是什么人。“我该用什么风格？民族的，社会的，还是感伤的？当然罗啰，这一切我样样齐备。”

    他常用生动活泼的语言，争取听众。他是个出色的演员，能立即从幽默转向伤感再转向谩骂。他常常故意挑动赤色分子，让他们高声抗议，从而为其所用。“制造喧哗”，一次他说过，“是反抗的一种有效的武器。”在他看来，宣传是一种艺术，而他又是掌握这种艺术的高手——他用美国式的招徕术兜售国家社会主义，好像它是世界上最佳货物似的。

    戈培尔在工人住宅区维丁区参战的方式，是用醒目的大红字树起路牌，宣称“资产阶级国家快完蛋了”。１９２７年２月１１日，他邀请许多工人参加群众集会。此次大会是在共产党人常举行集会的法鲁士大厅举行的。这是公开宣战。主席刚宣布大会开始，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工人便高声喊道，议程中有一点希望得到澄清。主席对他置之不理；那人再次重复他的要求时，被冲锋队轰了出去。一场斗争开始了。８３名赤色分子遭到毒打；１０多名纳粹分子受伤。戈培尔此时大显身手，下令将这些人抬上主席台，让他们在那里呻吟——这样效果才更好。这一招显示出戈培尔作为宣传家的才能。法鲁士大厅一战，使纳粹党的名字上了报纸的头版。这样，原来对希特勒及其运动知之甚少的柏林人便明白了，原来城内还有一股新的政治势力。这宣传原是诽谤性的。不料，在尔后的几天内竟有２，６００人申请加入纳粹党，其中５００人还申请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