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索里尼的愤怒虽然使元首感到关切，但他仍集中全力，为在行将到来的公民投其中获得令人信服的授权而奔波。他处之如同竞选，利用党的财力人力，力图说服人民支持他退出国联。教会再次给予热情支持。巴伐利亚的每个主教均批准红衣主教法拉伯要求投赞成票的声明：“这样，民主教徒们便重新表明他们对人民、对祖国的忠诚，表明他们赞成元首为使德国人民从战争恐怖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恐怖下解救出来，使公共秩序得以巩固，为失业者创造就业机会所采取的卓有远见而强有力的行动。”它反映了公众对失败的战争和压抑人心的凡尔赛条约的愤慨。希特勒之所以要把公民投票之日选择在１２月１２日，即停战协定签字后一天，其原因就在于此。

    他向各阶级发出呼吁，似乎他们亲如一家似的。“为在世界之林中重新获得你们的地位而斗争之际，内部再闹矛盾，你们是付不起这个代价的”。他在西门子公司的工厂里对工人们说，“要使德国不再甘心做个流浪汉，它就必须坚持权利平等。要做到这点，全体德国人民就必须团结一致。接收我为你们的元首吧。我已表明我能领导，我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或集团，只属于你们。”

    在选举前夕，兴登堡与希特勒结成一体——他曾从希特勒处得到巨额报酬。“明天，请拿出你们的民族荣誉感来，与帝国政府结为一体”，在广播讲话中，他告诫全国人民说，”为了平等原则，为了荣誉的和平，请与我和总理一起，发表意见。要向全世界表明，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已恢复了德国的统一，而且将维护它。”

    这个祈求是爱国者很少能抗拒的。次日，清点后的票数表明，９５．１％的人投票赞成元首的外交政策；在议会的选举中，９２．２％的选票支持国社党——选票上唯一的党。虽然有些外国观察家嘲笑这一结果（达豪集中营内２２４２人中，２１５４人投了元首的票），它却是德国人心的寒暑表。在外交政策问题上，阿道夫·希特勒不但赌赢了，而且还加强了他在国内的地位。他得到的授权压倒了一切。在尔后数星期内，他便通过了一项法律，把党和国家合二而一。该项法律说，国社党“是德国国家意志的代表，与国家不可分解地联系在一起”。

    在把德国全人口置于新政权的统治下之后，希特勒的一体化的政策便正式完成了。靠取得同意（和威胁）的办法，元首取得了相当大的权力，但仍不是个真正的独裁者。这是因为，军方甚至正在抱病的兴登堡仍有可能反抗。希特勒已将德国引上了独裁的道路。德国人并不需要用鞭子驱使自己去跟随正在使他们摆脱经济危机和铲除凡尔赛条约的耻辱的普格菲（*德国传说中的英雄——译注）。

    当然，没有镇压，这是不可能完成的。集中营（这是英国波尔战争时期的外来词）已遍及全国，且人们已习以为常。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它都是一种受惩罚的威胁。在没收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和出版社后，报上也会出现严肃认真的抗议。编辑和出版商已双双受到控制。随着帝国新闻局的建立。独立办报的最后痕迹也被一扫而光。与新闻自由一起被扫除的还有文艺、广播、戏剧、音乐、电影和美术。

    时至１９３３年１２月，德国已站在极权主义的门槛前了。这样做不是恐怖而是时代的需要和团结的愿望。因循守旧的精神也不是个阶级问题。它在科学家中存在，在工人中也存在。“我们希望，这样便能与国家之精神相吻合，忠实地与政府合作”，德国数学家协会主席对他的同事们说，“无条件地，高高兴兴地——每个德国人均必然会如此——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及其领袖阿道夫·希特勒总理服务。”

    于是，在德国社会的每个阶层，在各行各业，都少不了极权和一体。虽然其它国家和民族都在暗自庆幸，这种俯首贴耳是日耳曼人特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