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洗虽然在国内获得了批准，在国外却不然。尖锐的文章或社论纷纷出现。国外的攻击虽然使希特勒畏缩，但其关心的首要问题是，他自己的人中怀疑自己可能受其之风日甚一日。这些恐慌是人们的交头接耳之音产生出来的：例如，受害者之一是希特勒的宿敌即巴伐利亚州总督冯·卡尔，是*？酒馆起义时期“自食品言”的三巨头（有人译为“三驾马车”——译注）之一；音乐评论家威里·施密特是在房内拉大提琴时被捕，后来又被当作当地的冲锋队首领威廉·施密特杀害的。

    这些怀疑的种子虽然幼小，但它加剧了希特勒之不安心情。老友和老同志的被清洗确实使他恐惧，使他不敢抛头露面。他私下里让现已成为他之心腹的赫斯对被害者的孤儿寡母和亲属进行抚恤（是后悔使然）。赫斯使出了浑身解数，安慰音乐评论家的寡妇说，她应把丈夫之死看作是为一伟大事业而献身。他也向她保证，帝国会给她一份养老金。斯特拉塞尔太太和罗姆的母亲也得到了领养老金的许诺，但后者却断然予以拒绝——她不相信儿子是个同性恋者（时至今日，他哥哥和嫂子仍断然予以否认）。她不愿要杀害儿子的凶手的一文钱。

    希特勒也试图与巴本和好，邀请他参加７月３日举行的内阁紧急会议，好像他从未被扣押似的。希特勒显得和蔼可亲，请副总理在平日的席位上就座。巴本大怒，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要求单独与希特勒谈话。两人移至隔壁房间后，巴本把在他屋内抓人、自己的新闻官被杀一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希特勒。他要求对此事立即进行法定调查，并坚持要立即宣布他辞职。希特勒予以婉拒。于是，他便立即前往本德勒大街去见他的老友冯·弗立普将军。一见巴本，参谋总长竟睁大双眼，好像见鬼似的。“你看到了，我还活着”，巴本说，“不过，该阻止清洗了。”他问，不是你弗立普首先阻止清洗的吗？参谋长腼腆地解释说，“没有勃洛姆堡或兴登堡的明确命令”，他是无法行动的。前者“严厉地反对干预”，后者又找不着。

    在内阁会议上，冯·勃洛姆堡将军代表军队，对希特勒如此神速地粉碎了叛国分子表示祝贺。这就给了希特勒一个把他的残酷的行动变为有理的天赐良机。“船上发生叛乱时”，施维林·冯·克洛西克记得他说过，船长不能等到上岸后才采取法律行动。他必须在起事的时间和地点采取行动。”

    内阁成员（包括司法部长在内，他的一个右派朋友被杀害）没有一个是反对的。接着，阁僚便着手去做他们被集合起来要做的事：颁布一项法律，宣布６月３０日、７月１日和２日所采取的措施”为合法，是“保卫国家的紧急措施。”

    要求辞职的官员并不止巴本一人。巴伐利亚司法部长也主动提出下台。“人们在大洋中间就弃船吗？”希特勒刻薄地说，“我跟许多人都吵过架，但我得把一切都紧紧结合在一起。我们是战争中的一支军队。”他辩解说，正义与革命是水火不相容的，“别忘了，每个革命都有它自己的受害者！”希特勒明白，对于清洗，弗兰克是反感的，但现在已无可挽回了。

    “我的死敌太多了。现在，一切都得靠我的权威。”弗兰克说，警方的权力太大，众多党员又将法律握入自己手心。希特勒回答说：“只有把政治需要交给其它机关，法律和监察才能为社会提供最佳服务！”

    对集中营越来越多一事，希特勒居然也有个答案：“如我与莫斯科一样，有广阔无垠的西伯利亚，那我就不需要什么集中营……世界上有谁在谈论布尔什维主义的数以百万计的受害者？世界上的犹太报刊之所以追逐我，是因为我反犹。斯大林先生是他们的心肝宝贝。”弗兰克把辞呈撕成了碎片。

    巴本却没有如此容易说服。他坚持要他的新闻官的残骸——骨灰盒——并在施安贝格公墓举行适当的葬礼。希姆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