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她便说自己拍不了纪录片。她把这一导演任务交给了她的合作者，自己则跑到西班牙拍片去了。待她回来时，离纽伦堡大会只还有两星期。赫斯的信在等她：元首发现她，将这一任务交给别人时大吃一惊并要立刻见她。

    希特勒并没有生气，只用好言劝解。“你只需花去生命中的６天时间”，他说。她反驳说，若加上剪接，那就是６个月。希特勒听后说，“噢，但你还这样年轻呀！”她坚持不干，说拍这样的影片她是最不合适的。“我不是党员，连冲锋队和党卫军都分不清。”

    “这正是我要你拍的原因”，希特勒说，“那会给人们以崭新的看法。”她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同时，为了给这一６天的计划带来额外的兴趣，她设计了各种各样的镜头：她动用了飞机、吊车、旱冰鞋，还在最高的旗杆上安装了一个小型的升降平台。大会开幕前一星期，她带了一个１２０人的摄制组（其中有１６名摄影师）来到纽伦堡。她得到了希特勒答应给的一切帮助。连城内的救火设备和其它公共设施也交给了她。

    大会的参加者开始像洪水般涌向纽伦堡。他们是早在数月前就精心挑选出来的。每人都有一个号码，一辆指定的卡车，一个指定的车座，在纽伦堡附近的大帐篷城里还有一张指定的床位。到９月４日大会正式开幕时，数以万计的党员已排练完毕。那天晚上，元首在旧市政厅致简短的欢迎词后，汉夫施坦格尔发表了冗长的讲话，敦促外国报刊“只报道在德国发生的事情，而不要加以解释”。之后，希特勒下榻的旅馆“德意志旅馆”被最少有１万名党员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一再有节奏地高喊“我们要元首！”，直到希特勒出现在阳台上。他们的狂热的脸孔，使Ｌ·希拉（当时在《环球报》工作）不禁想起了路易西安纳州“神圣的漫步者”脸上的疯狂的表情。

    翌晨，希特勒出现在卢波尔德竞技场上。他更像是受人们崇敬的目标，而不是演讲者。他急剧地走了进来，后边跟着戈林、戈培尔、赫斯、希姆莱和数名副官。乐队奏起了《巴登维勒进行曲》。待动人的《埃格蒙前奏曲》奏毕，赫斯走到台前，缓缓地读了１９２３年起义中牺牲的烈士的名单。对３万名听众说来——外国记者却不然——这是个动人的经历。最重要的话是出自地方长官瓦格纳之口——他宣读了一份希特勒的公报。因瓦格纳的声音酷似希特勒的声音，致使一些收听广播的记者真以为是他。“尔后１０００年内的德国生活方式肯定已决定了”，瓦格纳读道，“对我们说来，动荡的１９世纪业已结束。在今后１０００年内，德国不会再发生革命。”

    崇拜者几乎不间断地发出的欢呼，令希特勒如醉如痴，但他仍受焦虑的折磨。前来欢度节日的冲锋队员，许多人是带着悔恨和觉醒前来的。一想到可能发生尴尬甚至危险的场面，他就觉得紧张，有时连自己也悔恨起来。一次，在党的官员常常光顾的饭馆里进餐时，他突然转问汉斯·弗兰克。“６月３０日你在慕尼黑迟迟不动手，使我很恼火！”他喊道。当弗兰克再次要求辞职时，他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用不了几个星期，州法这个笑话就会结束。”帝国，将发号施令，巴伐利亚州和其它各州都得服从，他说。在一阵令人周身不适的沉默后，他走了出去。

    由于大会越来越激动人心，希特勒重又恢复了兴高采烈的心情。这在７日晚表现得特别明显。是晚，２０万忠实的党员打着２０多万幅旗帜，把卓别林体育场挤得满满的。他们的队伍之整齐有如军队。施培尔的１３０架探照灯，其效果比想像的更令人惊心动魄。“体育场被照得如同白昼，看来像个由闪闪发光的巨大的白柱围成的大厅”，施培尔回忆说，“在威武雄壮的光墙上，偶尔也有丝丝浮云飘过，像是半透明的秋牡丹在海上漂泊。”在可怕的寂静中，希特勒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响彻全场，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