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医生手下当接待员，学了一点急救知识。在给姐姐急救后，连忙打电话给她的雇主马丁·马克思医生——她信任他。爱娃的日记是在医生给她治病时被伊尔塞发现的。她决心为姐姐的第二次自杀保守秘密，便把最紧要的几页撕了下来，以免连累马克思医生——他是犹太人。伊尔塞也怕父亲会作出强烈反应，也怕元首会询问他的情人的精神状态是否稳定。所以，她说，姐姐的自杀，部分是演戏。毕竟，爱娃只吞服了药性比佛罗拿要轻的安眠药——她明白，姐妹们回家后，总有一个会向她道晚安的。

    马克思医生热心地把病因说成是疲劳过度，是吞服安眠药过量的结果。希特勒接受了这种解释（但伊尔塞·勃劳恩至今仍坚信，元首猜出了真情）。不管是何种情形，这个“偶然事件”也达到了语言未能达到的目的。

    那年夏天，她找到了自己的归宿。１９３５年８月１９日，她与妹妹格里特尔迁进了３间一套的公寓房。该公寓房座落在环境安静的波根豪森住宅区，离元首在慕尼黑的寓所只有一箭之遥。房租是由他通过霍夫曼间接付的。他还买了家具，把房子布置了一番。

    希特勒平时很少在那里。他若是来，也是在邻居们入睡以后。即使如此，他与爱娃的约会也很难保密，因为秘密警察在大楼内外暗中保护。另外，由于喉咙依旧在折磨他，他不得不大声清嗓子。在爱娃迁进新居的前夕，他在贝希特斯加登找了个医生，说喉咙里还有东西。他说，有人曾给他送来一束鲜花，接花时指甲里进了刺，他是用牙去咬的。他怕咬刺时不慎将它吞了下去。医生没发现什么，只用２．５％的硝盐银溶液给他洗喉。但希特勒又向冯·埃肯教授表示，他怕里边长癌。医生只好将一系列的标本送给系里的一名同事（埃肯教授称他的病人为阿道夫·米勒）。８月２１日，结论下来了：“阿道夫·米勒”没什么可担忧的，那块息肉是良性的。

    希特勒的不安轻些了——至少是在目前——但还是抽不出多少时间去看爱娃，因为他又在为１９３５年在纽伦堡庆祝党的生日作准备。另外，他之深夜私访爱娃又引出不少谣言，有可能在政治上给他带来麻烦。爱娃新近得到的自由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她父亲为此暧昧关系，即使是与德国的国家元首，而感到丢脸。９月７日，弗里茨·勃劳恩鼓足勇气致函希特勒，要求他让爱娃回到“家庭的怀抱”。勃劳恩很谨慎，叫霍夫曼将信亲自交给元首。但这位摄影师更加谨慎：他把信交给了爱娃。她撕毁了信，但有意给父亲这个印象：元首读过这封信，但不屑于回答。勃劳恩太太瞒着丈夫，也写过一封类似的信，直接寄给了希特勒。这封信压根儿就未获答复。

    希特勒在纽伦堡的主要演说是在９月１１日作的。它原是呼吁要发展文化，却发展成对犹太人的另一次攻击。他攻击说，犹太人从未产生过，也永远不会产生一种有自己特点的艺术。但攻击是如此之温和，以致使外国观察家怀疑，他的反犹纲领，如同他对各大国保证的那样，是否真的有所改变。恰恰相反，西方越来越激烈的抵制德货运动使他深信，将几乎刚好１６年前他宣布要采取的某些法律措施付诸实施的时刻已经到了。９月１３日，他下令在２４小时内拟就一项法律，叫《保护德国血统和荣誉法。》

    被分配承担这一任务的人们刚草就一份禁止犹太人与有“日耳曼或有关血统”的公民结婚或婚外性交的法令，希特勒又派人送来了新的命令，要他们起草《帝国公民法》。苦恼的作者们很快便把纸用完了，只好将就着使用旧的菜单。直到９月１５日凌晨２时３０分，众人才一致同意，只有具有“日耳曼或有关血统。”的人才能当公民。

    其它条款未发生争执。于是，次日上午９时，希特勒便在纽伦堡举行的特别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这些法律的通过，实际上是对犹太人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