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迹象表明，罗马的任何进一步调停都会遭希特勒之怨，墨索里尼仍决定作最后一次努力。次日上午，他建议召开大国会议，解决争端。但是，元首对此并不热情，英法两国又表现勉强。“现在只有一个机会”，弗里茨·赫塞从伦敦打电话给威廉大街的赫维尔说“那就是，我们立刻撤出波兰，主动提出赔偿损失。希特勒如果愿意这样做，那末，避免灾难的机会仍有百分之一。”两小时后，赫维尔回了电话。

    电话里出现深沉的嗓音——里宾特洛甫。“你知道说话的是谁”，他叫对方不要说出他的名字。“你立刻去找你的密友———你知道我指的是谁（他指的是霍拉斯·威尔逊勋爵——把这话告诉他：元首准备撤出波兰，如德国能得到但泽和走廊上的一条通路，如英国愿意充当德波冲突的调停人，那末，德国便会赔偿损失。元首授权与你将此建议递交给英国内阁，并立即开始谈判。”

    赫塞大吃一惊。是否有什么东西显灵，在最后的时刻使元首的思想开了窍？抑或这纯粹是文字游戏，看着德国人战刀在头上飞舞的情况下，能作出多大的妥协？赫塞让里宾特洛甫将建议重述一遍。他重述了，并补充说：“不要有什么误解，你要再次指出，你是按希特勒的明确指示行事的，绝不是你个人的私人行动。”

    赫塞给唐宁街十号挂了个电话。对方回答说，威尔逊一时没空，无暇见他。数分钟后，即晚７时４４分，张伯伦步入下院，发表声明。“我们在那里等待着，与法庭等待陪审团的结论一样。”哈罗德·尼科尔逊回忆道。但是首相的演讲从一开始便令人失望。“他的声音带着某种感情，好像患了感冒，身体有病似的。他是个陌生的人。我们原以为他会发表一篇激烈的讲话。但没有。”他向听众保证，除非希特勒将其武装力量撤出波兰，否则，英王陛下政府便肯定要采取行动。接着，张伯伦又断言，若签订这样的协议，便势必把事态推回到入侵前。这使听众又吃一惊。“就是说，德波两国就发生争端的原委进行谈判的大路是畅通的。但应明白，以此求得的解决，不但保护了波兰的最重要利益，而且也是在国际保证下取得的。”

    换言之，张伯伦仍在摇摆不定（后来，据肯尼迪大使说，他说过“是美国人和世界的犹太人迫使他进行战争的”）。工党代主席阿瑟·格林伍德跳了起来：有人愤怒地高呼“代英国说话，阿瑟！”“我想知道”，他说，“当英国和英国所维护的一切，还有人类的文明，都处在危险中时，我们还准备摇摆多久？”

    有谣言说，国会议员们准备反叛——许多国会议员要求，立刻向希特勒发出最后通牒，不必等待法国。张伯伦却坚持统一行动。晚９时５０分，他打电话给达拉第，建议妥协。达拉第支支吾吾：他的内阁坚持把让希特勒从波兰撤退的时间延至次日中午。电话刚放下，赫塞便来到唐宁街１０号求见威尔逊。希特勒之撤出波兰新建议令霍拉斯勋爵“明显地动了心”。但又不愿意将它提交给内阁。他说，自上一次两人会晤以来，局势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罗斯福已秘密向张伯伦保证，如他宣战，罗斯福便支援他；俄国肯定不会站在德国一边作战。

    赫塞坚持不舍。“在这个建议中”，他说，“我看到了避免战争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机会。也看到了希特勒已承认自己犯了一个错误的迹象。不然，我怎么能把这项建议搞到手。”

    霍拉斯爵士不相信希特勒已经改变主意。他会为其暴力行动公开道歉吗？如果可以，那还有一线希望。赫塞说，这种建议，从心理上说，是个错误。至少在希特勒眼中，此次危机的责任，并不完全是他的。此语一出，威尔逊便一反常态，大声进行反驳。应为这种局面负责的，是希特勒一人！“如果说，只是因为希特勒不肯道歉，这建议便流产”，赫塞绝望地说，“那末，人们便会相信，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