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本德勒大街终于被密谋者完全控制，在“菩提树下”办公的冯·哈斯将军却陷入了困境。１小时前，他以柏林卫戍区司令的名义，命令警卫营封锁政府区，谁都不准外出，不管是将军还是部长。原系“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之一的警卫营营长奥托·雷麦少校，要求首先证实元首确实已死。

    哈斯说，他确实已死，是被党卫军谋杀的。谁接替希特勒？雷麦问——因为他觉得“事情有点可疑”。哈斯要他别再傻问，赶快让警卫营行动。

    雪麦的伙伴汉斯·哈根中尉（就是在柏林向警卫营演讲国家社会主义者）也同样产生了怀疑。趁周围没有别人时，哈根对雷麦说，这好像是军事政变。雷麦相信了。哈根请求允许他去找他的老上司戈培尔澄清局势。雷麦给他找来一辆摩托车，并令他立刻将情况报回。雷麦在检查对内城的封锁情形时，哈根（入伍前是个作家）已坐在摩托的斗车里，直奔宣传部长的官邸去了。他听见戈培尔不时在喊，像是条顿人的保罗·列维尔（１７３５—１８１８，美国爱国志士——译注）似的：“军事政变！”

    戈培尔的官邸已成了混乱的中心。柏林市长带着一名市政议员，也前来找戈培尔；相互矛盾的谣传把两人搞得糊里糊涂。施佩尔也是如此。刚才施佩尔看见一群雷麦的士兵，扛着机枪，朝布兰登堡大门跑去；还有的就在宣传部门口站岗。

    满头大汗的戈培尔，正在给党的官员和军区司令打电话询问情况。看来，驻扎在波茨坦的部队和省卫戍区的部队正朝城市开来。形势非常危急，但戈培尔却发现了一线曙光：叛军尚未在电台发表政变成功的通告。于是，他便急忙草拟自己的公告，这件事是很难处理的，因为将事实草草说上几句便会引起惊慌。

    就在这时，被摩托车颠得够受的哈根，推开人群，挤到戈培尔跟前。这个军人兼作家上气不接下气地叙述了一通，戈培尔听得很不耐烦。末了，戈培尔问，雷麦其人是否可以信赖？绝对可信！他不是在战场上８次负伤吗？戈培尔仍有疑心，令哈根把雷麦找来。如果两人半小时内不回，那末，戈培尔说，雷麦少校不是叛徒便是被武装扣押——他便派党卫军去夺取“菩提树下”的卫戍区司令部。

    片刻之后，即下午５时３０分，戈培尔再次被叫去听电话。电话是希特勒打来的。他督促戈培尔立刻广播，让人民知道他依然健在。戈培尔立刻将广播稿用电话传给了广播电台。电台已被步校叛军占领，但戈培尔的声音却把叛军的指挥官搞糊涂了——或者说吓坏了。他连忙答应不干预这份公告的广播。

    与此同时，希特勒已为坐立不安的顾问们所动，怀疑宣传部长戈培尔也是个叛贼。他再次给戈培尔打电话，严厉斥责他长时间拖延，不广播告示。戈培尔激烈地反驳说，此事不该由他负责，责任该由无线电广播处的人来负。希特勒信了他——至少是他说他信任他——把电话挂了。

    最初谣传的希特勒的死讯，给几十个女电话接线员带来了歇斯底里和眼泪。它传开后，人们感到愕然和恐惧。证明元首未死的新闻广播又给人们带来了眼泪——喜悦的眼泪。

    贺电、贺信纷纷向“狼穴”飞来。陆军元帅米尔契在电报中称，他“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仁慈的上帝保佑了您，使您幸免于难。未遭怯懦暗杀者之毒手，为德国人民和陆军保存了您”。这些欣慰之辞，并非全是为了自我。绝大部分德国人都觉得，民族的前途有赖于元首。

    在柏林，雷麦少校刚将政府区封锁完毕。他怏怏不乐，因为到现在他仍未听到元首仍健在的消息。他是怀着恐惧的心情执行任务的。任务完成后，他向哈斯作了汇报。对他所提的问题，哈斯的回答都含混不清，这更加深了他的恐惧。雷麦很是不满。后来，哈根前来找他，说戈培尔部长要立刻见他！此时，他已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