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形势已严重到只有怀有某种动机的人才会不考虑投降。从波罗的海至乌克兰的整条东线，红军发动反攻，不是将德军消灭便是将他们包围。在南面，苏军正在攻占罗马尼亚的油田；在北面，苏军刚将５０个师的德国包围；在中部，红军正在包围华沙。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亲自下令将冯·兴登堡总统的棺木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伟大胜利的地方坦能堡移走。

    在这紧急情况下，戈培尔于８月２４日颁布了新的“德拉寇政策”：所有剧场、音乐厅、戏剧学校，以及有歌舞助兴的餐馆，必须在一周内关闭。他警告说，用不了多久，所有管弦乐队、音乐学校和学院等，除几个主要的外，也将全被停业或关闭；艺术家不是应征入伍便是到兵工厂干活。除两家有插图的报纸外，其余书籍，例如小说和其它文学作品，一律不准出版。

    次日，经德国占领４年后，巴黎解放了；罗马尼亚和芬兰双双求和。２４小时后，通过政变推翻了安东奈斯库元帅统治的罗马尼亚，向德国宣战。面临全线失败的希特勒仍毫不动摇。他对陆军内出现的瓦解迹象所作的回答是，逃兵的亲属将被逮捕。

    ８月的最后一天，他对凯特尔和另外两名将军说，作政治决策的时机尚未成熟。“这种时刻只有在你取得胜利后才能到来。”成功的希望还是有的，他说。盟军之间的紧张关系越来越严重，最终将导致分裂。“唯一的办法是等待，不管有多困难，等待适当的时刻的到来。”对他在东西两线面临的问题，他阴郁地沉思着，然后便可怜起自己来。“我想，这场战争对我来说，显然并不开心。我已与世隔绝５年了。没去过剧院，没听过一场音乐，没看过一部电影。”他的嗓门因愤怒渐渐高了。“我要指责总参谋部，他们未表现出钢铁般的决心，从而影响了从战军官的士气。总参军官上前线去时，我说他们是要散布悲观主义！”他将战斗下去，直到德国取得的和平足以保证德国人民今后百年内的生活，“尤其重要的，要使我们的荣誉不再像１９１８年那样，受到玷污。”他的思想又暂时回到爆炸阴谋上去了。死亡，他说，“是忧愁、不眠之夜和精神痛苦的解脱。只一眨眼的功夫，人便从一切中解脱出来，永远安息。”

    他这种宿命主义的情绪可能是健康状况恶化的结果。他虽然也拿他的右手和秘书们开玩笑——他右手发抖，已不能自己刮脸——却受伤风的严重影响，而伤风又因不停的耳痛而加剧。几天后，他觉得头发胀，特别是在眉区，这便使他的病情更加复杂化了。他的嗓子嘶哑了；他说胃痛，却又对吉辛医生的警告——此系服用莫雷尔医生开的各种药丸的结果——置之不理。９月初，为了减轻瘘管痛，他同意按吉辛医生的处方使用百分之十的可卡因溶液，并且每天早晚老老实实地在吸入器上伏吸几个小时。

    吉辛的出诊，使希特勒很是高兴。如同对莫雷尔医生一样，他对吉辛也开始表示感激。感激发展为信任——不久，他与元首的私交便好得罕见。治疗完毕后，两人便久久地交谈，话题海阔天空，从帝国的前途一直聊到吸烟的害处。交谈中，吉辛继续作详细的笔记。他甚至承担了更危险的任务：秘密地进行心理试验。这项工作做得非常巧妙，致使希特勒长期都未想到，自己竟是，用吉辛的话来说：“相当原始的心理试验”的目标。吉辛对他作的诊断是“凯撒迷的精神病患者”。

    在这些日子里，他虽然痛苦，精神不振且易发怒，但对他的最年轻的秘书特劳德尔·容格却从不发火，对她私人的利益依然很关心。但是，一天午餐时，她发现他行动反常。对她未说一句话。当他们的目光相遇时，她发现他眼神严肃，好像在试探什么。她暗想，是不是有人说了她的闲话。当天晚些时候，党卫军将军奥托·赫尔曼·菲格莱因打来电话，问她是否可到他的兵营去一趟。将军像慈父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