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勃斯的两名副官高声抱怨局势之难熬。鲍曼走到他们身后，伸开双手，亲热地扶住他们的肩膀。希望还是有的，温克正在途中。柏林很快会解围。“元首最困难的时刻，你们仍留在这里，保持对元首的信任”，他油腔滑调地说：作为报答，他会给你们大庄园的。这两个副官张着大嘴，不敢置信。作为职业军人，他们历来受到鲍曼和他的左右的最大怀疑。

    当天，汉娜·莱契大部分时间都呆在戈培尔的住所内。戈培尔似乎忘不了戈林的背叛。他指手划脚地说，戈林元帅是个无能之辈；由于他愚蠢，他毁灭了祖国，现在呢，他却要领导全民族！这本身便证明，“在内心深处，他历来空虚，历来是个卖国贼。”戈培尔像讲经的牧师似的抓住椅背宣称，那些留在地堡内的人们正在制造历史，正为帝国的光荣，为德意志这个名字之永垂不朽而献身。

    莱契觉得，戈培尔太做作了。她钦佩他的太太。在６个孩子面前，玛格达总是高高兴兴的；待她觉得控制不住时，她便出外。“我亲爱的汉娜”，她说，“你得帮我，让孩子们摆脱这种生活。他们属于第三帝国和元首。如果这两者都不再存在，他们便没有立足之地了。”她最怕的是到了最后的时刻自己会手软。莱契给孩子们讲了她的飞行经历，还教他们唱歌。孩子们学会后，便唱给阿迪叔叔听。她也去看了爱娃·勃劳恩。她觉得，爱娃是个浅薄的妇人，整日忙着修染指甲、换衣裳和梳头。莱契见元首公开与一女人同居，想必吃惊不小，因为她佩服元首，可说是五体投地。

    在当天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希特勒忆起了往事。他谈到了１９３３年为了取得政权而作的妥协，以及这个局势如何延续至兴登堡逝世的情况。这又使他再次保证留在柏林。他说，他这样做后，便可严厉地对付软弱分子。“不然我就不会去行使这个道德权。在危急关头如果我从首都跑掉，我便不能时时去威胁别人。现在，我必须服从命运的命令。即使我能救自己一命，我也不会这样做。船长要与船一起下沉。”

    在晚间的碰头会上，柏林军区司令赫尔慕特·威德林将军，试图让希特勒明白，柏林全城已被包围，防御圈正迅速地缩小。他说，靠空投给养已不可能了。他继而谈到了民众和伤员所受的苦难，但希特勒却对背叛了他的人们的抱怨不感兴趣。“许多人不了解我的痛苦。我真无法想象，我给他发过命令的党的领导人，居然不执行命令。这便把结果全给破坏了。作为个人，也受苦受难。个人的责任范围越大，就越有必要服从命令。”他忆起，冯·勃洛姆堡陆军元帅曾给他说过，服从命令只限到将军一级。他讽刺说，“这是个允许用虚伪的报告去躲避不妙之局势的制度，尤其是出现困难时。”

    他开始为自己的命运担忧了。他不想让斯大林将他关在笼子里展览。“我决不能让俄国人施奸计用坦克将我生俘。”同时，他又不能离开柏林。连他自己都拒绝在祖国的心脏指挥战斗的话，他怎能叫人去为祖国献身？

    有一次，当元首又在回首往事时，戈培尔的助手维尔纳·瑙曼被叫到室外听电话，他被告知，据美国报纸报道，“一群高级纳粹分子，虽未经希特勒批准，却在陆军总司令部的支持下”，刚向西方投降。通过瑞典政府转达的希姆莱建议，走漏了风声，但报上并未点名，也未泄露消息之出处。

    瑙曼回到会议室后，在希特勒耳旁嘀咕了几句，把这消息告诉了他。希特勒小声与戈培尔交谈了几句。柏林军区司令威德林被叫出去——他来到客厅，发现鲍曼、元首的副官和两个女秘书正在聊天。由于在会议室内受诘，威德林（他的部队称他为“瘦皮猴卡尔”）便把希特勒拒绝听取的事情通通说了出来。他说，他们的唯一希望是及时离开柏林。大家一致同意，包括鲍曼在内。这使他受到鼓舞。回到会议室后，威德林将此建议重又向克莱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