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起清朝的文字狱来，也有人拉上金圣叹（２），其实是很不合适的。他的“哭庙”，用近事来比例，和前年《新月》上的引据三民主义以自辩，并无不同，但不特捞不到教授而且至于杀头，则是因为他早被官绅们认为坏货了的缘故。就事论事，倒是冤枉的。

    清中叶以后的他的名声，也有些冤枉。他抬起小说传奇来，和《左传》《杜诗》并列，实不过拾了袁宏道（３）辈的唾余；而且经他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这余荫，就使有一批人，堕入了对于之类，总在寻求伏线，挑剔破绽的泥塘。自称得到古本，乱改《西厢》字句（４）的案子且不说罢，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５）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虽说因为痛恨流寇的缘故，但他是究竟近于官绅的，他到底想不到小百姓的对于流寇，只痛恨着一半：不在于“寇”，而在于“流”。

    百姓固然怕流寇，也很怕“流官”。记得民元革命以后，我在故乡，不知怎地县知事常常掉换了。每一掉换，农民们便愁苦着相告道：“怎么好呢？又换了一只空肚鸭来了！”他们虽然至今不知道“欲壑难填”的古训，却很明白“成则为王，败则为贼”的成语，贼者，流着之王，王者，不流之贼也，要说得简单一点，那就是“坐寇”。中国百姓一向自称“蚁民”，现在为便于譬喻起见，姑升为牛罢，铁骑一过，茹毛饮血，蹄骨狼藉，倘可避免，他们自然是总想避免的，但如果肯放任他们自啮野草，苟延残喘，挤出乳来将这些“坐寇”喂得饱饱的，后来能够比较的不复狼吞虎咽，则他们就以为如天之福。所区别的只在“流”与“坐”，却并不在“寇”与“王”。试翻明末的野史，就知道北京民心的不安，在李自成入京的时候，是不及他出京之际的利害的。（６）宋江据有山寨，虽打家劫舍，而劫富济贫，金圣叹却道应该在童贯高俅辈的爪牙之前，一个个俯首受缚，他们想不懂。所以纵然成了断尾巴蜻蜓，乡下人却还要看《武松独手擒方腊》（７）这些戏。

    不过这还是先前的事，现在似乎又有了新的经验了。听说四川有一只民谣，大略是“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的意思。汽车飞艇（８），价值既远过于大轿马车，租界和外国银行，也是海通以来新添的物事，不但剃尽毛发，就是刮尽筋肉，也永远填不满的。正无怪小百姓将“坐寇”之可怕，放在“流寇”之上了。

    事实既然教给了这些，仅存的路，就当然使他们想到了自己的力量。

    五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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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上海《文学》第一卷第一号。

    （２）金圣叹（１６０８—１６６１）名人瑞，原姓张，名采，吴县（今属江苏）人，明末清初文人。曾批改、等。据清代王应奎《柳南随笔》载：清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大行皇帝（按指顺治）遗诏至苏，巡抚以下，大临府治。诸生从而讦吴县令不法事，巡抚朱国治方翱令，于是诸生被系者五人。翌日诸生群哭于文庙，复逮系至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圣叹与焉。当是时，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贼者，坐反叛，兴大狱。廷议遣大臣即讯并治诸生，及狱具，圣叹与十七人俱傅会逆案坐斩，家产箱没入官。闻圣叹将死，大叹诧曰：‘断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不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其妻子亦遣戍边塞云。”

    （３）袁宏道（１５６８—１６１０）字中郎，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明代文学家。他在《觞政》等文中肯定了小说、戏曲、民歌的地位，在《狂言》里的《读书》诗中，把《离骚》、、《西厢》、《水浒》和《焚书》并列。金圣叹也曾以《离骚》为第一才子书，《南华经》